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应过来的老钱们开始逐渐变得警惕——他们发现徐渊和他控制的力量,其实是代表了新的打破规则的“危险挑战者”。
最先感受到威胁的,是怡和的贸易部门。华渊集团的商船频繁往返于香港与南洋之间,将橡胶、锡矿等原料直接运抵九龙的仓储区,再将纺织厂生产的布匹、食品厂加工的罐头销往东南亚——这完全绕开了怡和垄断多年的南洋贸易渠道。更让怡和震怒的是,徐渊给出的原料采购价比怡和低一成,销售价又比怡和便宜两成,不少原本依附于怡和的南洋商户,纷纷转投华渊集团的怀抱。
“他的供销网络是独立的!”约翰·凯瑟克在怡和的董事会上拍了桌子,脸色铁青。手下递上的报表显示,仅仅三个月,怡和的南洋贸易额就下滑了15%,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此前被他们嗤之以鼻的徐渊。
紧接着,太古在纺织领域也遭遇了冲击。华渊纺织厂引入的是最新式的纺纱机床,生产效率比太古旗下的老厂房高出三成,而且产品质量更优、价格更低。香港本地的零售商纷纷放弃太古的布匹,转而采购华渊的产品,甚至连部分东南亚的订单,也被华渊抢走。詹姆斯·斯莱特紧急下令更新设备、降价促销,却发现华渊集团的成本控制能力远超预期——徐渊通过南洋渠道拿到的原料价格更低,又通过规模化生产摊薄了成本,太古的降价策略不仅没能挤垮华渊,反而让自己陷入了亏损。
更让英资财团坐立不安的,是徐渊的“全产业链野心”。他并未止步于纺织、食品、医药这些民生领域,而是开始涉足地产、航运、金融等核心板块:在中环拿下两块优质地块,计划兴建写字楼和酒店,直接对标怡和、太古的物业;成立华渊航运公司,订购了三艘货轮,正式进军航运业;与香港本地几家新兴华商银行合作,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隐隐有挑战汇丰金融垄断的意味。
更致命的是,徐渊根本不打算遵循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他没有像其他华人商人那样试图依附英资,反而主动串联新兴华商,联合那些长期被英资排挤的中小企业主,形成了一股新的商业力量。有传闻说,他还在暗中接触部分对英资垄断不满的港府低级官员,试图撬动现有的权力格局。
“他想打破我们建立的秩序!”在一次秘密召开的英资财团闭门会议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安德鲁·邓肯沉声道。此时的包厢里,早已没了往日的轻松惬意,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凝重。它们终于意识到,徐渊不是什么“战时暴发户”,而是一个有资本、有技术、有渠道、有野心的“危险挑战者”——他的目标,是从它们手中夺走香港经济的话语权。
警惕迅速转化为行动。英资财团开始联手打压华渊集团:在原料采购上,它们联合南洋的英资商户,切断了徐渊部分原料供应;在航运领域,怡和、太古默契地压低运费,试图挤垮华渊航运;在港府层面,它们通过影响力游说,让华渊集团的写字楼项目审批陷入停滞,还以“规范市场”为由,要求华渊银行增加准备金,限制其信贷规模。
约翰·凯瑟克甚至放话:“要么让他乖乖退出核心领域,要么就让他在香港待不下去。”它们要用绝对的实力,让这条“过江猛龙”知道,谁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但徐渊的应对同样强硬:他从缅北调来了更精良的安保力量,确保南洋运输线路的安全;联合南洋的华人商户,建立了新的原料供应体系;通过重庆的关系,争取到了部分内地的订单,弥补了航运业务的亏损。
香港的经济版图上,傲慢的“守成者”与强悍的“挑战者”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然打响。而这场博弈,不仅关乎两大势力的兴衰,更将深刻影响香港未来的发展走向。
徐渊将香港的半山别墅作为新的大本营,冷静地审视着这一切。他深知,在这片看似秩序重建、实则规则未明的新猎场,他面临的挑战丝毫不亚于内地。港英政府的猜忌、本地帮会的觊觎、英资财团的排挤,都是他必须应对的局面。
然而,他亦有自己的底气:雄厚的资本、领先的技术、隐秘的武装力量、南洋的退路与支援,以及他自身超凡的个人实力。他无意单纯地挑战旧秩序,而是要利用这混乱的窗口期,快速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秩序。
香江之水,因他这条“猛龙”的闯入而波澜再起。徐渊的香港故事,注定是一场与各方势力交织着合作、博弈与征服的大戏。
英资财团的联合打压从未手软,而徐渊的反击同样精准狠辣。这场围绕香港经济命脉的博弈,在码头、写字楼、银行柜台、港府会议室等多个战场同时打响,每一次交锋都暗藏刀光剑影。
怡和与太古在香港航运业深耕百年,掌控着近七成的远洋航线,尤其垄断了香港至南洋、欧洲的核心货运通道。华渊航运成立之初,没有调遣和岳父陈济晟合作的远洋船队,订购的三艘货轮刚抵达维多利亚港,便遭遇了致命狙击。
怡和洋行率先出手,将香港至新加坡、曼谷的货运运费直接腰斩,甚至推出“新客户首单免费”的策略;太古紧随其后,不仅跟进降价,还联合旗下的码头公司,对停靠的华渊货轮收取高额停泊费,故意拖延装卸时间——原本三天就能完成的装卸作业,硬生生被拖到一周,导致华渊的货物无法按时交付,面临客户的索赔。
短短一个月,华渊航运就亏损了数十万美金,不少原本谈好的客户迫于运费差价,纷纷转投怡和、太古旗下。公司管理层急得团团转,建议也跟风降价,却被徐渊一口否决:“他们百年财团能亏得起半年,我们耗不起,必须换赛道。”
徐渊的应对直击要害:一方面,他紧急联系缅北的曾维献部,将部分军用船只改造为货运船,补充运力;另一方面,放弃与英资正面争夺成熟航线,转而开拓香港至南洋偏远港口(如马来亚槟城、印尼泗水)的新线路——这些港口货运量小、利润薄,一直被怡和、太古忽视,却能辐射当地的华人商户。
同时,他推出“货物保价+按时必达”服务:凡通过华渊航运运输的货物,若出现损坏、延误,全额赔偿;并承诺“逾期一日,减免三成运费”。为了保证时效,他高薪挖来怡和的资深船长和调度员,优化航线规划,还私下与码头的华人装卸工头达成协议,以双倍工钱换取优先装卸权。
这一系列操作迅速见效。南洋偏远港口的华人商户急需稳定的货运渠道,华渊的保价服务和时效承诺正中其下怀;而码头工人的配合,让华渊货轮的周转效率远超预期。短短三个月,华渊航运就占据了新线路近八成的市场份额,不仅止住亏损,还实现了小幅盈利。
怡和、太古见状,试图跟进开拓新线路,却发现当地华人商户早已与华渊绑定,且华渊通过南洋贸易渠道,为商户提供“运输+采购”一站式服务,让英资财团难以插足。这场价格战最终以英资财团主动停火告终,华渊航运成功在香港航运业站稳脚跟。
徐渊在中环拿下的两块优质地块,计划兴建“华渊中心”——集写字楼、酒店、商场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建成后将成为香港新的地标性建筑,直接对标怡和旗下的“怡和大厦”和太古的“太古广场”。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英资财团的全方位阻挠。
在港府审批环节,英资财团通过游说发力。汇丰银行的董事长安德鲁·邓肯亲自拜访港府工务局局长,以“中环区域交通负荷过大”“建筑高度影响航空安全”为由,要求暂缓审批;怡和则联合多名英籍议员,在立法局提出“中环核心区域开发需进行环境评估”的议案,而评估流程被刻意拉长至半年以上。
与此同时,英资控制的《香港电讯报》《南华早报》开始密集刊发负面报道:一会儿炒作“华渊中心将破坏中环历史风貌”,一会儿编造“徐渊低价拿地涉嫌权钱交易”的谣言,甚至刊登“建筑工程存在安全隐患”的虚假消息,试图煽动公众反对。
徐渊没有硬刚,而是采取了“双线破局”:一方面,他主动邀请港府工务局官员、媒体记者、公众代表参观地块,展示详细的交通疏导方案和建筑安全设计报告,用事实粉碎谣言;另一方面,他联系国内各方驻港办事处,通过其向港英当局施压——当时港府急需内地的粮食、煤炭供应,而徐渊恰好掌控着部分南洋至内地的物资运输渠道,港府不敢过度得罪。
更妙的是,徐渊宣布“华渊中心建成后,将拿出20%的写字楼面积,以低于市场价三成的价格租给香港本地中小企业”,并承诺“商场将引入大量本土特色商户,扶持本地商业发展”。这一举措赢得了香港市民和中小企业主的广泛支持,不少商会组织主动向港府请愿,要求加快审批进度。
舆论风向彻底反转,港府再也无法拖延。最终,“华渊中心”项目顺利获批,而英资财团的阻挠,反而让项目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奠基仪式当天,香港各界名流纷纷出席,徐渊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香港商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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