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阁的晨雾还未散尽，沈砚之已将最后一卷《蜀汉兴亡录》装订完毕。樟木箱子里的竹简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像四十三年光阴里那些未被听见的叹息。案几上摊着他与苏临洲手绘的《蜀汉衰亡图谱》，从建安十九年的“利益撕裂线”到景耀六年的“民心溃散点”，朱红与墨黑的线条在绢布上交织，最终汇成一道指向覆灭的箭头。
“先生看这处标注。”苏临洲用银簪指着图谱上的“延熙十年”，那里贴着片从南中带来的藤甲残片，“这年藤甲征调量激增与成都粮价暴涨重合，恰是南中叛乱与士族离心的开端。”他忽然将阆中户籍木牍与洛阳宴会上的玉杯并排放置，“张阿大的半斗米与刘禅的一杯酒，丈量的正是王朝崩塌的距离。”
阁外传来一阵马蹄声，是成都府送来的新抄录的《三国志》初稿。沈砚之翻开“后主传”，看到“后主举家东迁，蜀民咸怨”的记载时，忽然想起南郑武侯祠里那个瞎眼老妪——她或许不懂什么“咸怨”，只知道儿子再也没从绵竹关回来。
“陈寿写史，终究还是藏了些东西。”苏临洲指着“姜维九伐中原”的评语，“‘玩众黩旅，明断不周’，可他没写沓中屯田的粮被官吏克扣，没写士兵冻饿而死的惨状。”他从箱底翻出那卷《戍卒日记》，将“夜掘麦”三个字与《三国志》里“军资丰足”的记载并置，绢布上顿时显出刺眼的裂痕。
正午的阳光穿过窗棂，照在一堆被标注“冗余”的史料上。有黄皓卖官的账册，上面记着“蜀郡太守位，益州人需金百两，荆州人五十两”；有南中夷人的控诉书，用彝汉双语写着“藤甲尽，男丁绝，何以活”；还有绵竹关士兵的血书，字迹潦草如疯癫：“我饿”。
沈砚之拿起血书，指尖触到纸面的凹凸，忽然想起在阴平古道见到的指痕。这些痕迹跨越千里，却有着相同的温度——那是生命在绝境中最后的挣扎。“这些该放进附录。”他轻声说，“让后世知道，青史的字缝里，藏着多少血泪。”
苏临洲正在补全《士族与外来集团权力占比表》，建兴年间的荆州集团占比67%与景耀年间的73%，数字旁标注着“益州籍官员年均弹劾率高出荆州籍3倍”。“景耀三年，益州人谯周写《仇国论》，其实是四十三年积怨的总爆发。”他忽然笑了，“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早被前面的千万根磨得锋利。”
暮色漫进藏经阁时，他们将所有史料分类入箱。第一箱“民生”里，阆中户籍与粮价账册相叠；第二箱“军事”中，藤甲残片压着绵竹关的箭镞；第三箱“政治”内，黄皓的账册与谯周的奏议相邻。最底层的箱子里，放着那片写着“张狗儿”的户籍木牍，上面覆盖着刘禅的“乐不思蜀”诗稿。
“该写总论了。”沈砚之铺开空白的帛书，狼毫悬而未落。他想起建安十九年涪城的油菜花，建兴三年南中的藤林，延熙十年成都的粮铺，景耀六年绵竹关的雪——这些画面在眼前流转，最终凝结成一句话：“蜀汉之亡，非亡于魏，实亡于自耗。”
苏临洲在旁添注：“自耗者，耗于外来与本土之撕裂，耗于理想与民生之失衡，耗于索取与回馈之背离。”他忽然指向窗外，老槐树下的石桌上，不知何时多了个陶罐，里面插着几支蜀地的麦穗，是南郑遗民送来的。
烛火摇曳中，总论渐渐成型。从“利益分配失衡”到“民心根基松动”，从“军事透支国力”到“决策层失能”，字字句句都从史料中生长出来，没有臆断，只有实证。写到末尾，沈砚之忽然添了句：“观史者见王朝兴衰，而史中者，不过求一饱暖耳。”
封箱的刹那，檐角的铜铃忽然长鸣。沈砚之望着满室的竹简帛书，忽然明白，他们穷尽心力拼凑的，从来不是“根本原因”的标准答案，而是无数被历史掩埋的“为什么”——为什被张阿大的妻子会饿死？为什么南中夷人要烧掉藤林？为什么绵竹关的士兵举不起刀？
这些“为什么”的答案，藏在每片户籍木牍里，每卷屯田账册中，每块箭镞残甲上。它们共同诉说着：任何王朝的命运，最终都写在百姓的脸上，刻在土地的褶皱里，响在每一声无声的叹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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