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寒风似乎钻透了墙壁，让306宿舍也染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凉意。杨母生活费断供带来的经济压力，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杨梅心上，迫使她开始在原本已饱和的兼职日程里，艰难地寻找更多缝隙。她甚至询问了“蜀香园”的领班，是否能在早餐时段也来帮忙，尽管那意味着她需要清晨五点就起床。
就在她疲于奔命，试图在学业和生存之间寻找那几乎不存在的平衡点时，另一场风暴，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是一个周三的晚上，杨梅刚结束在超市的夜班搬运，带着一身灰尘和疲惫回到宿舍。手指因为长时间用力搬运而有些颤抖，小腿肌肉僵硬得像石头。她只想尽快洗漱，然后瘫倒在床上，用短暂的睡眠来修复过度消耗的体力。
然而，刚推开宿舍门，放在书桌上的手机就屏幕大亮，嗡嗡地震动着。屏幕上跳动着的，是那个她既熟悉又感到沉重的名字——“妈妈”。
杨梅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她。母亲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尤其是在晚上这个时间。上一次通话，是不久前冰冷地通知她“家里用钱紧张，自己想办法”。这一次，又会是什么？
她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将手机放到耳边。
“妈。”她的声音带着无法掩饰的疲惫。
电话那头，没有寻常的沉默，也没有日常的冷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着的、即将喷薄而出的怒火。周丽华的声音像淬了冰的刀子，隔着电波，精准地刺向杨梅的耳膜：
“杨梅！你期中考试考了多少分？！排名多少？！”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和深深的失望。
杨梅瞬间僵住了，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凝固。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得知成绩的——也许是学校按惯例寄送了成绩单回家？也许是班主任与家长有某种沟通？此刻原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知道了。
那鲜红的分数，那刺眼的“31\/42”排名，像幻灯片一样在她脑海里清晰地闪过。她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发不出任何声音。
“说话！”周丽华的音量陡然拔高，尖锐得刺耳，“全班四十二个人，你排三十一！这就是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啊？！”
“我……”杨梅试图解释，声音微弱得像蚊蚋，“妈，我这个学期……有点忙……”
“忙？！”周丽华厉声打断她，语气里的讽刺几乎要溢出来，“你忙什么？忙着玩？忙着不务正业？杨梅！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要争气！你要比那个没良心的爹和他那个宝贝儿子强！我把你供到S大学，不是让你去丢人现眼的！”
连珠炮似的斥责，毫不留情地砸了过来。没有询问，没有关心，只有基于结果的、最严厉的审判。
“你是不是觉得上了大学就轻松了？就可以放纵自己了？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看看你姐姐，看看你妹妹，哪个像你这样？！”周丽华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积压已久的焦虑和对生活的不满，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这个“不争气”的女儿。
“我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拿个倒数十几名的成绩回来？！”
杨梅紧紧地握着手机，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失去血色。她听着母亲一句接一句的指责，那些话语像冰冷的鞭子，抽打在她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上。委屈、愤怒、无助……种种情绪在她胸腔里翻江倒海。她想大声告诉母亲，她没有玩，她没有不务正业！她每天都在为生存奔波，她在超市搬货搬到手臂发抖，她在餐馆端盘子端到双腿麻木！她之所以成绩下滑，是因为她用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都被剥夺去换取最基本的生活费了！
可是，这些话堵在喉咙里，像一块烧红的炭，灼烧着她，却无法吐出。她知道，在母亲根深蒂固的观念里，所有的解释都是借口，所有的困难都是因为“不努力”。打工？那更是“不务正业”的铁证！
电话那头的斥责还在继续，翻来覆去就是“争气”、“丢人”、“对不起我的付出”。杨梅的心，在母亲一声高过一声的责骂中，一点点地沉下去，沉入一片冰封的湖底。
终于，在宣泄完所有的怒火和失望之后，周丽华的声音稍微平复了一些，但那种冰冷，却比之前的暴怒更让人心寒。她没有任何过渡，直接抛出了最后通牒，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杨梅，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期末还是这个成绩，”她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狠狠扎进杨梅的心脏，
“看来我也不必供你上大学了。”
不必供你上大学了……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杨梅的脑海里炸开。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只剩下这七个字在反复回响，震得她耳膜嗡嗡作响。
她甚至能听到电话那头，妹妹杨晨隐约传来的、娇嗔着要买什么新参考书的声音，以及母亲捂住话筒、略显不耐却又带着宠溺的回应。
鲜明的对比，像一把钝刀，在她心上反复切割。
没有问她钱够不够花——尽管她刚刚断掉了生活费。
没有问她降温了冷不冷——尽管她身上还穿着去年买的、已经有些单薄的外套。
没有问她为什么成绩下滑——尽管她有着难以启齿的苦衷。
只有冰冷的指责，和更冰冷的、以断绝经济支持为要挟的最后通牒。
“妈……”杨梅的声音嘶哑，带着一丝连她自己都未察觉的哀求意味。
“没什么好说的！”周丽华再次打断她，语气恢复了那种惯有的、不容置疑的强硬，“路是你自己走的。成绩好了，这个家还能支持你。成绩不好，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我这边还要给你妹妹看功课，挂了。”
“嘟—嘟—嘟——”
忙音响起，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留恋。
杨梅维持着接电话的姿势，僵硬地站在原地，仿佛变成了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手机依旧贴在耳边，尽管里面只剩下冰冷的忙音。宿舍里昏暗的灯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映不出丝毫血色。
朱雨担忧地看着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口。她知道，任何安慰在此刻都是苍白的。
过了许久，许久，杨梅才缓缓放下举得发酸的手臂。手机屏幕已经暗了下去。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因为长期搬运货物而略显粗糙的手掌，指甲缝里似乎还残留着超市仓库的灰尘。
不必供你上大学了……
这句话，不是气话。杨梅了解自己的母亲。周丽华说到做到。如果期末成绩没有显着提升，她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切断所有经济来源，将她彻底推入自生自灭的境地。
一股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比十一月夜晚的风更冷，直透骨髓。
她原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母亲的冷漠，已经做好了依靠自己的准备。但直到这一刻，当“失学”这个赤裸裸的威胁被如此直白地抛出来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地是何等脆弱，何等绝望。
学业，是她改变命运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指望。是母亲口中“争气”的唯一途径，也是她内心深处，想要真正摆脱原生家庭阴影、拥有自己人生的唯一武器。
如果连这条路都被斩断……
她不敢想象那后果。
巨大的压力像一座无形的大山，轰然压下，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比经济上的困窘更让她恐惧的，是这种被至亲之人以最在乎的东西相要挟的、精神上的窒息感。
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漆黑一片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厚重的、压抑的云层。S市的灯火在远处冷漠地闪烁，与她此刻的心境遥相呼应。
母亲的爱，是有条件的。这个她早已模糊感知到的事实，此刻以最残酷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在她面前。条件就是：你必须优秀，必须达到我的期望，必须成为我用来证明自己和对抗命运的工具。
达不到，便会被舍弃。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视线迅速模糊。但她死死咬住下唇，硬生生地将那咸涩的液体逼了回去。她不能哭，至少现在不能。哭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她抬起手，用冰冷的手指，狠狠地擦过眼角。
然后，她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出了那份被她塞在抽屉最底层、几乎不敢再看第二眼的期中考试成绩单。
“31\/42”。
那红色的数字，像一道耻辱的烙印，也像一道催命的符咒。
期末……
她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两个月里，她必须找到方法，在维持至少现有兼职强度以保障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将成绩大幅度提升上去。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她没有选择。
要么，在期末交出一份能让母亲“满意”的成绩单，继续这摇摇欲坠的、被经济扼住喉咙的学业。
要么，彻底坠入深渊，失去她仅有的、改变命运的可能。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般涌来，但在那冰冷之下，一种被逼到绝境后产生的、近乎偏执的决心，也开始悄然滋生。
她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草稿纸上，用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两个字：
期末。
这两个字，像她此刻的誓言，也像她为自己立下的、生死存亡的军令状。
夜色深沉，前路仿佛被浓雾笼罩，看不到一丝光亮。但杨梅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必须将自己燃烧起来，化作照亮前路的、孤独而决绝的火把。她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哪怕脚下是刀山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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