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运站的工作仿佛没有尽头，日复一日地在喧嚣、疲惫和沙哑中循环。腊月二十九，年的气息已经浓郁到几乎触手可及，客运站的人流虽然依旧庞大，但似乎也多了一丝归家前的急切和隐约的喜庆。杨梅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迎着傍晚凛冽的寒风，和朱雨一起挤上回学校的公交车。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休息，大脑因为长时间的噪音轰炸而一片空白，只剩下“躺下”这唯一的本能。
就在公交车摇摇晃晃地驶离客运站，窗外的霓虹灯开始次第亮起时，她放在旧棉衣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持续地震动起来。
嗡嗡的震动声，在嘈杂的车厢里本不显眼，却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刺破了杨梅用疲惫构筑起来的麻木外壳。她有些迟钝地掏出手机，屏幕上跳动着的那个名字，让她的心脏猛地一缩，随即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妈妈”。
已经多久没有接到母亲的主动来电了？三个月？四个月？除了那次冰冷彻骨的最后通牒，她们之间几乎再无交流。这突如其来的呼叫，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瞬间在她沉寂的心湖里掀起了惊涛骇浪。是关心？是询问归期？还是……？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藤蔓，迅速缠绕上她的心脏。她深吸了一口浑浊的车厢空气，按下了接听键，将手机贴到同样冰冷的耳边。
“喂，妈。”她的声音因为一天的呼喊而异常沙哑，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电话那头，没有寻常的沉默，也没有假意的寒暄。周丽华的声音像积蓄已久的火山，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和一种被冒犯般的尖锐，几乎是咆哮着冲破了电波的阻隔，狠狠砸在杨梅的耳膜上：
“杨梅！你到底在外面干什么？！啊？！”
杨梅被这劈头盖脸的质问砸懵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是不是嫌我的脸丢得还不够？！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名牌大学的学生！跑去客运站那种地方站着？！跟那些没文化的人挤在一起，干那种低贱的活！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让亲戚朋友知道了，他们怎么看我周丽华？！”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冰锥，精准地刺向杨梅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丢脸”、“低贱”、“没文化”……这些词汇，从她最应该获得理解和支持的亲人口中吐出，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和羞辱，瞬间将她这几个月来所有的辛苦、忍耐和坚持，践踏得一文不值。
原来，何老师发的照片，母亲收到了。而她看到的，不是女儿在寒冬里为生存挣扎的艰辛，不是她独立承担生活的坚韧，而是……“丢脸”和“低贱”。
一股混杂着巨大委屈、尖锐刺痛和彻底心寒的情绪，像岩浆一样在杨梅胸腔里翻涌、冲撞，几乎要冲破喉咙喷发出来。她想大声质问：我不去打工，饿死了就不丢你的脸了吗？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怎么就低贱了？那些在客运站奔波的人，凭什么就被你说是“没文化”？
然而，这些话在冲到嘴边的那一刻，却被一种更深沉的、近乎绝望的无力感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她听着电话那头母亲喋喋不休的斥责，语气里的愤怒是那么真实，真实到让她觉得可笑。她忽然发现，自己连争辩的欲望都没有了。
杨梅自嘲地牵动了一下嘴角，在内心无声地回应了一句：“低贱，或许吧！”
这声自嘲，像一盆冰水，浇灭了她心中所有翻腾的情绪，只剩下一种冰冷的、看透般的平静。她终于彻底明白了，她和母亲之间，横亘着的不是代沟，而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由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构筑起的巨大壁垒。
她知道的，懂你的人，一个眼神都会懂你。而不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是徒然。
向一个认为体力劳动“低贱”、将面子看得比女儿生存更重要的人，去解释生活的艰难、独立的必要？那无异于对牛弹琴，除了消耗自己本就所剩无几的心力，毫无意义。
于是，她沉默了。异常的沉默。
她只是拿着手机，静静地听着，听着母亲在那头用各种激烈的言辞，控诉着她的“不懂事”、“不体谅”、“给家里抹黑”。她的目光投向车窗外飞速流逝的、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那些璀璨的灯火，那些温暖的窗影，此刻在她眼中，都变成了模糊而遥远的光斑。
母亲的指责，像背景噪音一样，在她耳边嗡嗡作响，却再也无法真正刺痛她了。因为她的心，好像被一层厚厚的、冰冷的铠甲包裹了起来。那铠甲，是由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是由连续数月的断供、是由此刻这通充满羞辱的电话，一点点锻造而成的。
周丽华发泄了半天，似乎也察觉到电话这头异样的沉默。她的怒气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无处着力，这让她更加烦躁。在即将挂断电话的前一刻，她带着一种不耐烦的、甚至是施舍般的语气，甩出了最后一句话：
“杨梅，你准备玩到什么时候才回来？”
玩？
这个字，像最后一根稻草，轻轻落下，却仿佛带着千钧之力，击碎了杨梅脸上最后一丝伪装出的平静。
她握着手机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指节泛白，微微颤抖起来。
玩？
在她看来，自己这几个月起早贪黑、忍受疲惫屈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拼命赚钱的行为，在母亲眼里，竟然只是……玩？
每天天不亮在寒风中赶公交是玩？在客运站站到双腿麻木、喊到喉咙沙哑是玩？啃着干硬的烧饼就着冷水当午餐是玩？晚上回到冰冷空旷的宿舍倒头就睡是玩？这一切，只是为了赚取那一点点维系生存、支撑学业的基本费用，在母亲看来，竟然是一种……消遣？
一种荒诞至极的感觉，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她。
她突然觉得，她和母亲，仿佛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星球，说着两种完全无法互通的语言。她在这边为了生存而搏命，母亲在那边却以为她是在任性胡闹、游戏人间。
她没有回答。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任何解释，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和可笑。
电话那头，周丽华似乎也懒得再等她的回应，只留下一句冰冷的“你自己看着办！”，便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嘟—嘟—嘟——”
忙音再次响起，像一场闹剧的终场哨音。
杨梅缓缓放下手机，屏幕的光亮映照着她毫无血色的脸和那双失去了所有光彩的眼睛。她靠在冰冷的公交车窗上，闭上眼睛，将外界的一切光线和声音都隔绝在外。
心，像是被掏空了一大块，冷风嗖嗖地往里灌。
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对亲情最后幻想的泯灭。
原来，她所以为的艰难求生，在母亲那里，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玩”。
原来，她所以为的独立担当，在母亲那里，只是无法理解的“低贱”和“丢脸”。
这个认知，比客运站所有的劳累加起来，更让她感到疲惫，感到……绝望。
公交车依旧在夜色中前行，载着一车疲惫的陌生人，驶向未知的终点。而杨梅知道，她人生的这趟列车，早已偏离了名为“家庭”的轨道，驶入了一片必须独自面对所有风雪与暗夜的、广阔而荒凉的旷野。母亲的那个“玩”字，像一枚烙印，深深地刻在了她的成年礼上，宣告着她与过去那个渴望被理解、被接纳的女孩，彻底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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