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杨梅那声客气的“谢谢妈”和关于早饭的询问,周丽华的心像是被细线勒紧,又酸又涩。她看着女儿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马甲,看着周围这乱糟糟的环境,一股强烈的、想要立刻将女儿带离此处的冲动涌了上来。她必须知道,女儿在这里究竟承受了多少。
“梅梅,”周丽华抹了把脸上的泪痕,声音还带着哽咽,但语气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带着审视意味的腔调,“你在这里,一天赚多少钱?”
这个问题像一道闪电,瞬间劈中了杨梅最敏感的神经。她的大脑立刻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
她太清楚杨母的控制欲了。 从小到大,她的每一笔开销——哪怕是买一支笔、一个本子——都需要向母亲报备,接受询问和评判。如果让母亲知道她在这里一天能挣一百五十元,后果不堪设想。母亲绝不会为她能赚到这么多钱而感到欣慰,反而会立刻开始计算:既然你能赚这么多,那下个学期的生活费是不是可以完全不给了?甚至,会不会反过来要求她上交一部分?或者,以此为借口,进一步缩减她本就微薄的生活预算?实话实说,估计只能让她缩减再缩减。
绝不能说实话!
电光火石之间,杨梅已经做出了决定。她垂下眼睫,避开母亲探究的目光,用一种略带含糊、仿佛自己也并不十分确定的语气,模糊地说了句:“不确定的,看客流的……”
她顿了顿,仿佛在努力回忆,然后报出一个被她腰斩后还打了折扣的数字:“忙的时候……一天大概有80块吧。”
八十块。这个数字,既不至于低到让母亲觉得她在这里纯粹是浪费时间(毕竟在h州,普通零工可能还赚不到这个数),又远低于实际的一百五十元,给自己留下了缓冲的余地,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可能引发的“盘剥”风险。
周丽华听到“八十块”,眉头下意识地皱了一下。她本能地觉得这个数字可能不实,但看着女儿那低眉顺眼、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又想到客运站这种地方临时工的行情,一时也无法立刻反驳。八十块,在S市这种地方,确实不算多,尤其是在这种辛苦的岗位上。
但这更坚定了她要带女儿离开的决心。为了这区区八十块(在她看来),她的女儿在这里吃苦受罪,丢人现眼!
她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直接下达了命令:“为了这点钱遭这个罪!跟我回去! 现在就去跟你们负责人说,不干了!”
杨梅的心猛地一沉,不安又为难的情绪瞬间攫住了她。 回去?回到那个压抑的、需要看母亲脸色、需要无条件满足妹妹需求、甚至可能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无法保障的家?继续过那种仰人鼻息、动辄得咎的日子?不!她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好不容易才靠自己的双手挣得了一点点的独立和安全感,她绝不能回去!
但是,她不能直接反抗。直接顶撞只会激化矛盾,母亲有无数种方法可以逼迫她就范。
电光火石间,她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一个母亲无法轻易驳斥的理由。
她抬起头,脸上恰到好处地露出一种混合着为难、歉疚和坚持原则的神情,声音细细的,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坚定:
“妈,”她轻声说,目光恳切地看向周丽华,“这个工作,是我同学的姑姑介绍的。”她刻意强调了“同学的姑姑”,暗示这其中有人情关系。
“我们已经说好了,要干到开学。”她继续说着,语气里带着对承诺的看重,“现在才做了一半不到,临时反悔怕是不好吧?”
说到这里,她微微停顿了一下,仿佛下定了很大决心,才抬起清澈的眼睛,直视着母亲,用一句轻飘飘却分量千斤的话,作为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盾牌:
“您不是……从小就教我要有诚信吗?”
“您不是教我要有诚信吗?”
这句话,像一把精心打磨的钥匙,精准地插入了周丽华自己设定的道德锁孔里。
周丽华整个人都怔住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被女儿用自己曾经灌输的道理,结结实实地将了一军。
是啊,“诚信”、“守信”、“说话算话”,这些是她周丽华从小到大,无数次板着脸教训两个女儿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她用它来要求杨梅对学习负责,对家务尽责,甚至对妹妹杨晨也要“言出必行”。她从未想过,有一天,杨梅会把这个原则,用在这种场合,用来对抗她这个母亲的命令。
她看着女儿那双看似无辜却又暗含倔强的眼睛,一股郁气堵在胸口,上不来也下不去。她能说什么?难道能否认自己多年的教诲?难道能说“诚信”也要分情况,在我让你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不讲信用?
她不能。她苦心经营多年的、严厉而正直的母亲形象,不允许她这样做。
场面一下子僵持住了。周丽华脸色铁青,胸口起伏,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反驳。杨梅则微微低着头,一副“不是我不想回去,而是我不能违背您教导的诚信”的恭顺模样,实则将所有的压力,巧妙地反弹了回去。
一直旁观的侯姑姑,虽然听不清具体对话,但看着杨梅那副看似为难实则寸步不让的姿态,以及那位母亲哑口无言的憋闷样子,心里不由得暗暗喝彩。这丫头,看着闷不吭声,心里竟有这样的盘算和韧性!用对方最看重的道理来保护自己,这一招,实在是……太高了。她越发觉得,杨梅这个女孩,绝不像她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她的内心,藏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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