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流逝，在华安是整齐划一的号角与课表，在宁川，则更像是妈妈手中悄然变化的积蓄数字和渐渐坚定的眼神。
我的奖学金和偶尔兼职的收入，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大部分都固执地汇给了妈妈。我知道她不会乱花，但我更怕她苛待自己。起初，她总是拒收，或在电话里反复念叨“我够用，你留着，大城市花销大”。
直到我几乎要生气，告诉她如果她不收下，我在学校也无法安心学习，她才沉默着，不再推辞。
她依旧做着那份小区保洁的工作，天不亮就起床，赶在大多数人出门前，将公共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
工作不算轻松，但正如王姨信里所说，胜在清净，没人打扰，也没那么多糟心的人事。微薄的薪水，加上我汇去的钱，她一分一毛地攒着，像燕子衔泥，一点点构筑着模糊却温暖的未来图景。
变化发生在我大二那年的春天。
一次通电话时，妈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同以往的、压抑着的兴奋。
“月桐，”她顿了顿，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妈……妈报了个班。”
“班？什么班？”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面点班。”妈妈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点试探，又有点自豪，“就是学做包子、馒头、花卷、还有各种点心……正规的，有师傅教，发证书的那种。”
我愣住了。妈妈要去学做面点？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在我印象里，妈妈的手是为了洗衣、洗碗、揉捏生活苦难而粗糙皲裂的，而不是去精巧地塑造面团。
“怎么突然想学这个？”我问，心里有些酸涩，是不是她又想去找更累的活儿？
电话那头，妈妈沉默了几秒，再开口时，语气里没有了犹豫，只有一种清晰的、沉淀下来的决心：
“妈想了很久。不能总指着你汇钱，也不能一辈子就扫扫地。以前在饺子馆，就会包个饺子，和面、调馅都是王姨掌总。妈想……想真正学门手艺。以后……也许能开个小铺子，哪怕就摆个早餐摊，也算是个正经营生。”
她的话语缓慢却坚定，像揉透了的面团，透着实在的力量：“你放心，妈打听过了，学费不贵，用的都是我自己攒下的钱。时间也合适，上午的班，不耽误下午的活儿。妈……妈想试试。”
我的眼眶瞬间就热了。我能想象出妈妈是经过了怎样漫长的挣扎和规划，才做出这个决定。她不是在寻求我的同意，而是在向我宣告她的新生。她撕掉了那份“守节协议”带来的屈辱标签，不是在对抗谁，而是用一种最朴实、最积极的方式，在开辟属于自己的新战场。
“好！妈，太好了！”我声音有些哽咽，却充满了由衷的喜悦，“你去学！肯定能学得好！你做的饺子本来就最好吃！”
妈妈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了，那笑声里，有着久违的轻松和期盼。
从此，我们的电话里多了许多关于面团的话题。
“今天师傅教了揉面的手法，说要‘三光’：面光、手光、盆光，妈练了半天，总算有点样子了……”
“发面总掌握不好火候，不是发了就是发了，师傅说心不能急……”
“今天学做葱油花卷，扭得不好看，蒸出来都塌了……不过味道还行，隔壁一起学的阿姨都说香。”
“月桐，你说豆沙馅是买现成的好，还是自己熬的好？自己熬的费事，但能控制甜度……”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琐碎的细节，语气里有时是挫败，更多的是攻克一个小难题后的成就感。我仿佛能看到她在明亮的操作间里，系着干净的围裙，戴着口罩，认真地跟着师傅的动作，和周围那些同样为生活奋斗的阿姨们交流心得。
那不再是那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只能默默垂泪的母亲，而是一个有了目标、眼里有光的学子。
她甚至还会用那部老旧的手机，拍下自己成功的“作品”——一笼白白胖胖的包子，几个拧出漂亮旋儿的花卷，甚至尝试做的歪歪扭扭的兔子形状豆沙包——模糊地发给我看，带着点笨拙的炫耀。
我每次都认真地看，夸张地表扬，给她发一堆“流口水”的表情包。我知道，这点滴的鼓励，对她而言至关重要。
面团在她手中，似乎被赋予了魔力。它不仅是谋生的技能，更成了她情绪的出口，希望的具象。那些揉、捏、擀、包的动作，仿佛也将生活中曾经的委屈、不甘和压抑，一点点地揉碎、发酵、蒸腾，最终化作食物温暖的香气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爸爸，您看到了吗？
妈妈没有停留在原地。
她或许走得慢，但每一步，都踏得那么稳，那么有力。
她的战场，从冰冷的楼道、油腻的饺子馆后厨，转移到了散发着面粉芬芳的操作台。
而她手中的武器，不再是忍受和沉默，而是逐渐变得灵巧的双手，和一份重新燃起的、对生活的热爱。
我知道，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铺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至少，她已经和好了面向未来的第一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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