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卦上六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勾勒出一幅关键场景：解卦发展至最终阶段，仍有如同猛隼般的奸邪小人盘踞于高高的城墙上，此时“公”（有德才却非君主之位者）凭借恰当的时机与足够的能力将其射获，使天下祸患彻底消解，无往不利。
上六处于尊高之位却非君位，故称之为“公”，此为解卦最终阶段的特定定位。“隼”是凶猛害人的禽鸟，象征为害一方的小人；“墉”是分隔墙内外的界限，若祸害在墙内，说明解卦尚未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时机；若祸害已到墙外，便无实质危害，无需再费力解决。而“隼”在高墉之上，恰是离开内部却未完全远去的状态：说“高”，体现出其防范限制的严密性；其未彻底离去，是因解卦终阶段仍存未决之题，这正是最顽固的祸害。好在此时上六所处的解卦终阶段，解决问题的方法已成熟，相应的能力与器具也已齐备，故而能将“隼”成功射获。一旦射获，天下祸患尽除，自然无往不利。
《系辞传上》对此爻有精准阐释：“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隼是禽鸟，弓矢是器具，射箭的是人。君子将才能技艺藏于自身，等待合适时机行动，何来不利？行动时毫无阻碍，故而出手必有收获，这正是说“具备成熟器具后再行动”的道理。凶猛害人的“隼”盘踞高墉之上，若没有称手的器具，或不待时机贸然行动，怎能将其射获？因此，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器具”（即自身的才能与准备），而判断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时机”。如此行动，便不会有阻碍纠结，一旦出手必无不利。
圣人在此明确了“藏器待时”的核心要义：从个人行事到治理天下的大事，若没有相应的才能与准备，或不顺应时机盲目行动，轻则遭遇阻碍、寸步难行，重则彻底失败、招致覆灭。自古以来，那些喜好有所作为却终未成功，甚至落得覆灭下场的人，皆因违背了这一道理。
《象》辞言：“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卦终阶段仍有未决之患，这是最大的悖乱；射下“隼”，正是为解决这种悖乱，悖乱一除，天下自会太平。
历史上，康熙皇帝智擒鳌拜，便是“藏器待时，射隼解悖”的生动诠释。鳌拜身为辅政大臣，权倾朝野、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恰如那只盘踞高墉之上的“隼”，是朝廷最大的悖乱之源。年少的康熙深知自身需“藏器”：他表面对鳌拜恭敬顺从，暗中却在宫中培养少年侍卫，练习布库（摔跤），默默积蓄力量以候时机。当他判断时机成熟，便以切磋布库为名，将鳌拜召至宫中。鳌拜毫无防备，最终被少年侍卫擒获。康熙凭借此前“藏器于身”的准备，及对“时”的精准把握，成功“射隼”、清除奸佞，稳定朝政，为后续“康乾盛世”奠定基础，正应了“获之无不利”。
在当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许多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更是“藏器待时，射隼解悖”的现实写照。某地曾长期盘踞一个黑恶势力团伙，他们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当地建筑、运输等行业，还勾结部分腐败官员，为非作歹多年，恰似解卦中“高墉之上”的“隼”，是当地社会秩序的一大“悖乱”。
当地扫黑民警深知，要彻底铲除这一毒瘤，绝不能贸然行动。他们首先“藏器于身”：一方面深入学习扫黑除恶的法律法规与侦查技巧，提升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展开大量秘密侦查——民警们乔装打扮，深入该团伙活动频繁的市场、工地，与群众拉家常、聊生计，悄悄搜集违法犯罪线索。他们如海绵吸水般积累证据，从最初模糊的举报信息，逐步掌握团伙的组织结构、作案时间地点方式，甚至获取了其与腐败官员勾结的录音、转账记录等核心证据。这一过程，正是“藏器”的阶段，民警们在暗中打磨“弓矢”，为最终“射隼”做好万全准备。
同时，他们始终敏锐“待时而动”，密切关注最佳行动时机。当该团伙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强迫交易，且与之勾结的腐败官员因其他事项暂时无暇提供庇护时，民警们当即判断时机成熟。他们迅速集结力量，依据此前掌握的线索精准出击，不仅将该团伙主要成员悉数抓捕，还一并控制了涉案腐败官员。
最终，该黑恶势力团伙主要成员全部落网，相关腐败官员也受到法律制裁。当地建筑、运输行业恢复正常市场秩序，群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大幅提升，社会这一“天下”的“悖乱”得以解除，正应了“获之无不利”。这些基层民警，正是凭借“藏器待时”的智慧与行动，成功“射隼解悖”，守护了一方平安。
“公用射隼”的智慧启示我们：面对生活中如“隼”般的难题与奸邪，切不可急躁盲动。唯有先注重提升自身能力、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敏锐把握时机，方能顺利解决问题、实现目标，让局面归于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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