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一份由中央办公厅直接下发的红头文件，送达了海西省委。
文件，正式宣布了“中阿边境东段划界问题谈判工作小组”的成立。
这份文件的传阅范围极小，仅限于省委常委会成员和杜铭本人。
当杜铭在文件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颗两世淬炼波澜不惊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加速了跳动。
这个小组的规格，高得惊人。
文件明确指出，该工作小组，为副部级高规格临时机构，直接向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小组设立了两位组长，形成了一种“中央”与“地方”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权力结构。
第一组长，由外交部排名第三的副部长，陈凯丰亲自挂帅。
陈凯丰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履历完美，作风稳健，经验丰富，是标准的“规则派”。
他的存在，代表了国家在这次谈判中的专业高度和外交立场。
第二组长，则由海西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清来担任。
宋清来是土生土长的海西干部，他的存在，代表了地方利益，以及对边境具体情况的掌控。
杜铭在内部传阅文件上，看到“宋清来”这个名字时，他的瞳孔微微一缩。
宋清来，此人正是省长王宗源，在海西省政府系统内，最信任的嫡系！
杜铭瞬间就明白了，赵淮安书记这步棋的另一层深意。
他将自己，送上了这个国家级的舞台，这是一份“恩”。
但同时，王宗源也成功地将他自己的人马，安插到了这个舞台的最高层。
赵淮安，这位“平衡大师”，用一种无可指摘的方式，将自己与王宗源的势力，重新捆绑在了一起，让他们，在国家利益这个更大的棋盘上，互相监督，互相制衡。
文件指出，陈凯丰副部长和宋清来副省长，作为小组的最高领导，主要负责把握总体方向，并向中央进行汇报，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的一线谈判和日常工作。
他们是“帅”，坐镇中军帐。
真正负责一线冲锋陷阵的，是常驻边境前线的“前方工作小组”。
而这个前方工作小组的办公地点，没有设在省城朔京，更没有设在北京。而是，直接设在了山南县！
前方工作小组，同样设立了两位负责人。
这种“外交专业干部”与“地方实干干部”的搭配方式，既能展现国家的专业优势，也能充分利用宝贵的地方资源。
组长由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郑文和担任。
副组长正是杜铭。
一个星期后，郑文和这带着他的几名核心团队成员，乘坐着一架军用运输机，风尘仆仆地，降落在了山南县那个由边防团管理的简易机场。
前来迎接的，是杜铭和原来的县长现在的县委书记马国梁，以及边防团长龙卫。
郑文和从机舱里走出来，一脚踩在山南县这片土地上。
他那双习惯了北京干燥空气的肺，立刻被一股混杂着青草、湿土和稀薄氧气的陌生的气息，呛得咳嗽了两声。
当天晚上，马国梁在县政府招待所，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准备了一场充满当地特色的欢迎晚宴。
晚宴上，马国梁和龙卫，这些边疆的汉子，热情好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而郑文和与他那些来自外交部的下属们，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们努力地维持着客气的微笑，但对于那些过于油腻的烤全羊和过于辛辣的青稞酒，却显得有些敬而远之。
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在饭桌上形成了奇妙的碰撞。
郑文和谈的是“麦克马洪线”的历史经纬。
他约莫五十岁年纪，身材微胖，脸上，带着一副外交官特有的、礼貌而疏离的微笑。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教科书里摘抄出来的，充满了对“国际法”、“历史惯例”和“外交对等原则”的引用，严谨、专业，但也带着一丝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气”。
龙卫谈的则是上个月，又有几只牦牛被对面的巡逻队给“顺”走了。
杜铭则像一个完美的翻译和桥梁。他既能和郑文和探讨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主义”流派，又能转过头，和龙卫就某个山口的防御工事，进行最专业的讨论。
郑文和在与杜铭的交谈中，对他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他看着杜铭，这位比自己小了二十多岁的“副组长”，眼神里，充满了客气，但也藏着一丝来自京的审视与矜持。
他原以为，杜铭不过是一个靠着站队成功而上位的“地方土皇帝”。
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对地缘政治的洞察，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超自己手下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
第二天上午，在由县委招待所临时改建的“前方工作小组”办公室里，郑文和与杜铭，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办公室的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
郑文和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叠厚厚的资料。
“杜铭同志，”郑文和的语气很客气，但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属于“组长”的权威。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我这次来，带来了我们外交部档案馆里，所有关于中阿边境东段问题的历史文献、条约副本和历次谈判的卷宗。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统一思想，建立一个，逻辑严密、法理上无懈可击的‘历史叙事体系’。”
他将一份长达上百页的《工作计划草案》，推到了杜铭面前。那上面，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各种关于“文献研究”、“史料对勘”、“法理辨析”的工作安排。
他要用他最擅长的、学院派的方式，来主导这场谈判。
杜铭没有去看那份计划。
“郑司长，欢迎来到山南。”杜铭的脸上，则带着边疆干部特有的、混合着质朴与自信的微笑，“在北京，或许是原则指导我们的工作。”
“但在山南，”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只有最终的结果，才是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
他转过身看着郑文和，眼神变得无比真诚。
“您刚才说的‘历史叙事体系’，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在谈判桌上，最锋利的‘法理之剑’。这项工作，您，是全国最顶级的专家。我完全听从您的指挥。”
郑文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
“但是，”杜铭话锋一转，“郑司长，一场战争的胜利，光靠一把锋利的剑，是不够的。”
“您负责铸造那把最锋利的‘剑’。”
“而我，”杜铭的眼中，闪烁着一种，郑文和从未见过野性光芒，“负责在您铸剑的这段时间里，为您，为我们国家，不拘一格的去争取那些，能让我们的剑，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筹码’。”
他用了“不拘一格”这个词，像是在夸奖，又像是在暗示，杜铭的某些手段，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他这位“科班出身”的外交官的行事准则。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短暂地，交汇了一下。
他们都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同僚”。
一个，是浸淫于庙堂之高、擅长在规则之内，步步为营、进行寸土必争的“棋手”。
一个，是来自于江湖之远、习惯于打破规则，用一切手段，去达成最终目的的“刀客”。
而他们共同要面对的，则是那张已经摆了几十年，无数前辈高手，都未能破解的国境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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