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远处工地上重新开始移动的机械，紧绷了多日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的疲惫笑容。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根本问题远未解决，但至少，他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而省城那边，钱科长的手段很快有了“效果”。其中一户“钉子户”家的男主人，在单位被人举报多年前有过一次不严重的违纪行为，虽然查无实据，但闹得沸沸扬扬，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另一户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莫名开始受到孤立和排挤……
压力像无形的蛛网，悄然缠绕而上。那几户人家开始出现松动和分化。
祁同伟听着钱科长的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吩咐：“抓紧谈，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一点，尽快把协议签了。”
当他挂断电话，独自一人时，一种巨大的空虚和厌恶感再次将他吞噬。他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烈酒，一饮而尽。灼热的液体划过喉咙，却暖不了他那颗越来越冷的心。
他成功了，用他曾经最不齿的方式，解决了一个“麻烦”。他证明了自已对梁浩的“价值”。但他没有丝毫的成就感，只有一种沉入深渊般的坠落感。
他拿起手机，下意识地翻到李正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久久没有按下。他能跟李正说什么？说自己如何运用“智慧”和“手段”帮权贵清理了障碍？他仿佛已经能看到李正那双清澈眼睛里会露出的震惊和失望。
他最终颓然地放下了手机，将杯中残余的酒液再次灌入喉中。
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担当，点燃了微弱的希望之火；一个在繁华都市里，运用着扭曲的“智慧”和不断降低的底线，一步步滑向更黑暗的深渊。
冰火两重天，映照着两条再也无法交汇的人生轨迹。
丰庆产业园二期工地上那几台重新轰鸣起来的机械，发出的声音并不算雄壮，甚至带着几分挣扎的嘶哑，但在李正听来，却比任何乐章都更动人心魄。这是希望的声音，是丰庆不肯屈服的呐喊。
然而，这自救的火焰刚刚燃起，新的风浪便接踵而至。
省发改委那位新上任的吴天德处长，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卡住资金。在他的“指导”下，一份由省里某“权威”研究机构出具的、对丰庆产业园发展模式的“咨询意见”初稿，被有意无意地泄露了出来。这份意见书用词“严谨”，逻辑“缜密”，通篇都在“客观”地分析丰庆模式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过度依赖低端制造、缺乏核心技术、同质化竞争严重、抗市场波动能力弱等等。结论虽然含糊，但导向明确：此类发展模式不宜过度提倡，资源应投向更“稳妥”、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
这份尚未正式发布的“意见”，像一股暗流，迅速在省里相关的圈子里扩散开来。其杀伤力，远比直接批评更大。它动摇的是信心，是投资者和合作方对丰庆未来的判断。
“这是要彻底否定我们啊！”刘强拿着那份流传出来的材料复印件，手指都在发抖，“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他吴天德想干什么？”
李正的神色比之前更加冷峻。他意识到，对方的攻击升级了，从行政手段的拖延，转向了舆论和理论层面的否定。这更加阴险，也更难对付。
“他想把我们定性，堵死我们向上争取政策和资源的所有路径。”李正的声音低沉而清晰，“如果我们被贴上‘低端’、‘重复建设’、‘风险巨大’的标签，以后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事倍功半。”
“那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泼脏水？”
“当然不！”李正眼神锐利，“他找‘专家’写报告，我们也能找！他不是要论战吗？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他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让孙伟通过各种渠道，联系省内外真正研究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知名学者、专家，邀请他们来丰庆实地考察，用客观事实说话；另一方面，他亲自执笔，结合产业园最新的进展和数据，撰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分析文章，系统阐述丰庆这种“立足本土、渐进升级”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价值和必然性，准备在合适的时机，通过可靠的渠道发声。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舆论战，关乎产业园的生死，更关乎丰庆未来发展的话语权。
就在李正为丰庆的“正名”之战殚精竭虑之时，祁同伟在省城的“业务”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城西那块地的几户“钉子户”，在钱科长等人持续施加的、各种“精准”而“文明”的压力下，最终相继妥协，签署了拆迁协议。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暴力冲突，甚至表面看起来，是“自愿”和“和谐”的。
梁浩对结果非常满意，特意在一个高级会所设宴，算是为祁同伟“庆功”。
包厢里流光溢彩，气氛热烈。梁浩亲自给祁同伟倒了一杯昂贵的洋酒，用力拍着他的肩膀，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老祁！可以！真可以！我就知道没看错人！办事漂亮！干净利落！来，这杯我敬你！”
周围那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公子哥和商界人士，也纷纷举杯，看向祁同伟的目光里，多了几分真正的重视，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他们都知道，能让梁浩如此夸奖，这个祁同伟，绝不仅仅是运气好或者牌技好那么简单。
祁同伟端起那杯琥珀色的液体，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略带谦逊的笑容，与众人碰杯，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滚过喉咙，带来一种短暂的灼热和眩晕。耳边是众人的奉承和梁浩爽朗的笑声，眼前是璀璨的水晶灯和一张张写满欲望与算计的脸。
在这一刻，他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扭曲的“成就感”和“存在感”。他不再是那个在岩台山无人问津的小所长，也不是林业公安处那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干部。他在这里，在这个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圈子里，凭借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地位”和“尊重”。
宴席散后，梁浩塞给他一个厚厚的信封，轻描淡写地说：“拿着，零花。以后跟着我，亏待不了你。”
祁同伟没有推辞，默默地接了过来。信封很沉，里面的数额远超他正常的年薪。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奖金”，这是将他更深地捆绑在这个利益链条上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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