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课尚早，凌蕾还有一两天可以在伦敦街头闲逛。这座城很有意思，柏油路面干净得能映出沿街红砖建筑的影子，行人们大多夹着公文包或背着帆布包，脚步匆匆却不慌乱——既透着现代都市的鲜活，又藏着老建筑沉淀的厚重，每走几步就能看见爬满青藤的百年砖墙，和旁边亮着霓虹的咖啡店相映，倒有种特别的韵味。
凌蕾的英语本就扎实，这会儿更是派上了用场：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看纳尔逊纪念柱时，能随口跟路过的游客搭话问拍照角度；路过大本钟时，恰好听见整点的钟声慢悠悠荡开，她抬头望着那座缀着鎏金纹路的钟楼，拿出手机查背景介绍，屏幕上的文字和眼前的实景无缝衔接；走到伦敦眼脚下，她没上去，只在旁边的泰晤士河畔逛了逛，风里带着点河水的湿润，吹得头发轻轻晃；最后拐进考文特花园，看街头艺人弹吉他，一群鸽子围着游客的面包屑打转，她站在旁边看了会儿，还帮一位老奶奶捡了掉落的围巾，老奶奶笑着说“thank you, dear”，她回以自然的微笑，连问路、看商店招牌都顺畅得像在国内逛街。
第一顿饭，她选了家街角的小餐厅，点了龙虾汉堡和薯条。汉堡胚是现烤的，咬下去带着麦香，里面的龙虾肉裹着淡淡的黄油味，不像国内汉堡那样重酱料，倒多了份海鲜的鲜灵，她边吃边点头，心里想着“果然和国内的口感不一样，还挺惊喜”。
日子很快就从新鲜归于平淡，却也时不时冒出点小插曲。比如伦敦的公寓大多没有私人洗衣机，要么是公用洗衣房，要么是租大户型才配——凌蕾舍不得多花钱，租的公寓只有一间卧室，带个挤在角落的小卫生间，还有个迷你灶台能简单做饭，自然没资格用私人洗衣机，只能往楼下的公用洗衣房跑。
今天就遇上了糟心事：她抱着装着脏衣服的洗衣篮排队，好不容易等到一台机器，一打开门就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像是捂了很久的湿抹布味。她犹豫了下还是把衣服放进去，结果刚按了启动键，机器就“咕噜”响了一声，水直接从门缝往外渗，差点溅到她的牛仔裤上。她赶紧关掉机器，找洗衣房客服理论，语气条理清晰：“这台机器明显有故障，不仅有异味，还漏水，根本没法用，必须退款。”来回掰扯了几句，客服终于同意退款。她看着旁边排着长队的人——有人抱着叠好的干净衣服，有人手里攥着洗衣卡不停看时间，客厅里的洗衣机运转声、人们的说话声混在一起，闹得人有点烦，心里默默叹口气：“周六洗衣服的人也太多了，下次得换个时间来。”
每天雷打不动的，是爸爸凌朝峰的电话。因为九个多小时的时差，凌蕾这边早上刚起床，爸爸那边已是深夜，电话里总能听见家里电视的背景音，有时还夹杂着妈妈欧阳梵清的叮嘱声。凌朝峰的声音总带着点深夜的沙哑，却依旧絮絮叨叨：“蕾蕾啊，昨晚睡得好吗？今天要去上课吗？吃饭别总对付，记得多吃点蔬菜。”尤其聊到公用洗衣机，他更是放不下心，语气里满是担忧：“我知道他们说有消毒、会分类，但公用的东西哪有自己的干净？你可别图省事，内衣裤就不说了，连秋衣秋裤那种贴身的，能手洗就手洗，实在不行就买个小盆，爸给你打钱买，别委屈自己。”凌蕾听着，心里暖暖的，每次都应着“知道啦爸，我都手洗呢”，知道这是爸爸的牵挂。
大概过了一个半月，凌蕾才慢慢觉出点寂寞来。她早就习惯了身边有朋友的日子，这种孤单的感觉，像极了刚参加工作去滨城的时候——那时候她一个朋友都没有，每天下班就回出租屋，吃外卖、看剧，是标准的独行侠。后来幸好认识了同单位的张丽娅和赵梓，三个姑娘总一起下班去喝奶茶，加班时互相带饭；再后来，命运似的遇上了冷维琛，那个差点处成兄弟的前任，不仅带来了一群朋友，还让她认识了小颖和张淼，凑齐了四个好闺蜜。那段日子，她第一次觉得交友这么快乐，也慢慢打开了自己，连性格都比以前开朗了些。现在想想，冷维琛虽然没走到最后，却实实在在是她生命里的贵人。
可在伦敦，交友远没有那么容易。身边的白人同学都很礼貌，见面时会笑着说“hi”，却不会多聊一句，透着疏离；偶尔遇到其他国家的黄种人，甚至是中国同胞，也大多是点头之交——课后在走廊遇见，会问一句“下节课是在b楼吗”，却不会约着一起吃饭、逛街。大家都客客气气，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凌蕾心里清楚：成年人的友谊，早没了学生时代的纯粹轻松，不会因为同在一个教室就轻易熟络起来。
但她也没太放在心上，对着镜子整理书包时，还悄悄跟自己说：“姐又不是没一个人过过，怕什么。”课程不算多，贴合志奋领奖学金一年期的紧凑节奏：有大教室的lecture，几百人坐在阶梯教室里，教授站在台前用投影仪讲专业理论，凌蕾会提前打印好资料，边听边在重点处划横线，偶尔抬头看看台上的ppt；也有小教室的seminar，十几个人围着圆桌坐，教授抛出问题后，大家轮流发言，凌蕾会提前准备好观点，轮到自己时条理清晰地表达，偶尔还会和同学争论几句。整体下来，日子过得还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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