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论坛”上关于“碳硅文明契约”的讨论，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将**科技发展与人类伦理**这个宏大而迫切的议题，正式摆在了“龙渊”基地核心决策层的面前。叶辰的视角提醒了众人，技术的前进轨迹可以规划，但其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波，却需要未雨绸缪的引导和界定。
这种伦理挑战，首先在最前沿的生物科技领域凸显出来。
“鸿蒙”生命科学中心（“重器计划”在生物领域的核心机构）在基因编辑与细胞重编程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不仅能够高效、精准地修复致病基因，更在理论上具备了进行“增强性”基因编辑的可能性——比如提升特定组织的再生能力、优化神经元的代谢效率，甚至可能影响某些与认知、体能相关的潜在遗传因素。
一份关于“技术应用边界”的紧急报告被送到了叶辰的案头。报告指出，尽管目前严格限定于重大遗传疾病的治疗性研究，但技术本身蕴含的“增强”潜力，已经在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人类主动进化、摆脱自然选择束缚的必然一步；反对者则警告，这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可能导致基因层面的社会不公，甚至重新定义“人类”本身。
叶辰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让苏雨晴调阅了“火种”数据库中关于其他文明处理类似伦理困境的历史案例与哲学思辨。他发现，走向极端增强或绝对禁止，都曾导致过严重的文明危机。
几天后，叶辰在“鸿蒙”中心主持了一次闭门研讨会。他没有谈论具体技术，而是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发展生命科技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创造‘超人’，还是消除痛苦、提升全体人类的生命质量和尊严？”
他引导与会者思考：“治疗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与编辑基因让一个人天生拥有更强的肌肉力量，在伦理上是否是同质的问题？界限在哪里？是基于意图（治疗 vs 增强），基于结果（是否导致新的不平等），还是基于某种抽象的‘自然’或‘人性’概念？”
一位年轻的伦理学家尝试回答：“或许界限在于‘普惠性’和‘非强迫性’。一项技术，如果其好处能被社会广泛共享，且不强制个体使用，那么其伦理风险就相对可控。”
叶辰微微颔首：“这是一个思考方向。但‘普惠’如何实现？技术初期必然昂贵。而‘非强迫’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也可能演变为隐形的压力。”他顿了顿，抛出了更核心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相信，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主要建立在固定的生物学特性之上，还是建立在我们的理性、情感、道德选择以及社会联结之上？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适度利用科技改善我们的生物基础，或许并非对‘人性’的背叛，而是其延伸。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建立牢固的伦理护栏，确保这种‘延伸’是导向更大的善，而非分裂与奴役。”
他最终建议，“鸿蒙”中心暂停所有非治疗性的“增强”研究，集中精力攻克重大疾病，同时联合哲学、法学、社会学界，共同起草一份《生命科技伦理指导原则》，明确研究禁区、审批流程和公众监督机制。
这次研讨，为汹涌的生物科技浪潮设置了第一道理性的闸门。苏雨晴记录着叶辰那些充满哲学思辨的发言，感受到他不仅在解决技术问题，更在努力为狂奔的科技套上伦理的缰绳，确保其行驶在造福人类而非毁灭人性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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