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的春日，带着一丝慵懒的暖意。但文华殿内的气氛，却与窗外的明媚截然不同。
朱由校仔细阅读着来自南洋的最新奏报，脸上看不出喜怒。奏报是陈璘发出的，详细描述了舰队抵达马六甲海峡后的对峙、与亚齐人的接触、以及奇袭棕榈岛的战果。
“陈璘做得不错。”朱由校放下奏报，对侍立一旁的韩爌、王在晋等人说道，“懂得借力打力，避实击虚。拔掉棕榈岛，既立了威，又未过度刺激葡萄牙人，这个分寸拿捏得很好。”
兵部尚书王在晋面露喜色：“陛下，此战虽小，意义重大。乃我大明水师首次在南洋核心区域，主动攻击并摧毁西夷据点。消息传开，南洋诸国必为之震动，于我朝日后经营南洋，大有裨益！”
首辅韩爌则显得更为持重：“陛下，王尚书所言极是。然则，葡萄牙人绝不会甘心失败，必会设法报复。且我舰队远离本土，长期悬于海外，补给、兵员补充皆是难题。后续方略，还需慎重规划。”
“首辅所虑，朕知之。”朱由校点点头，“远征之事，本就难以速决。朕已命施大瑄加紧琼州基地建设，并令广东、福建方面，组织第二批补给船队，随时准备南下。至于葡萄牙人的报复……”
他冷笑一声：“他们若敢大举来犯，正合朕意。我大明水师新锐之师，正需强敌磨砺。若他们只是小打小闹，则陈璘足可应付。告诉陈璘，朕许他临机专断之权，南洋之事，可战可和，唯以维护大明利益、宣扬大明国威为要！”
皇帝的决心和信任，通过加密的渠道，迅速传向南洋前线。
与此同时，朱慈烺也在东宫密切关注着南洋的局势。棕榈岛捷报传来，他同样感到振奋。但与朝堂上纯粹的军事考量不同，他思考的层面更多。
他召见了刚刚从户部调任东宫、负责帮他梳理财政的年轻官员（曾是寒门子弟，被朱由校有意安排）。
“孤观南洋奏报，水师远征，耗费巨大。虽有所缴获，然长远看，维持如此庞大的舰队和海外行动，对国库仍是沉重负担。孤在想，除了军事威慑，是否有更……经济的手段，来巩固我们在南洋的成果？”
那年轻官员思索片刻，答道：“殿下明鉴。军事乃后盾，商贸方是根本。臣以为，可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其一，借此次胜势，与亚齐等友好邦国签订正式商约，给予其关税优惠，换取其港口的优先使用权甚至租借地，建立稳固的贸易站。其二，由海商协会出面，组织大规模商队，紧随水师步伐，开拓苏门答腊、暹罗等地的市场，将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更深入地销往南洋，同时控制香料、硬木等资源的采购。其三，鼓励商人向这些新开拓区域移民，建立货栈、工坊，形成长期的商业存在。”
朱慈烺听得连连点头。这些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也符合他“仁政”理念中“惠而不费”的思路。他让官员将这些建议整理成条陈，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向父皇进言。
太子的思考，标志着他的视野开始从单纯的国内民政，扩展到更广阔的帝国战略层面，虽然其出发点仍带着浓厚的“理财”与“惠民”色彩，但无疑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几天后，又一份来自南洋的密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入了京城，直接呈递到朱由校的御案上。这份密报并非来自陈璘，而是来自潜伏在暹罗（阿瑜陀耶王国）的锦衣卫密探。
密报的内容，让朱由校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密探禀报：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总督范·德林，在郑家那里碰了钉子之后，并未死心。其特使已秘密抵达暹罗首都阿瑜陀耶，正在频繁接触暹罗王室权臣和反对与明朝过于亲近的势力。荷兰人向暹罗人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提议——由荷兰提供贷款和武器，支持暹罗夺取其东部邻国真腊（柬埔寨）的某些争议领土，并许诺帮助暹罗发展海军，以抗衡大明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回报，暹罗需给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暹罗贸易的独家特权，并限制大明商人在暹罗的活动。
“好一个范·德林！正面离间不成，便想从侧翼包抄，在南陆给朕制造麻烦！”朱由校冷哼一声。
暹罗是南洋大国，地理位置重要，若倒向荷兰，不仅会威胁到大明在柬埔寨、占城等地的利益，更会使得大明经略南洋的战略受到严重掣肘。
“传旨给施大瑄和陈璘，”朱由校迅速做出决断，“通报暹罗动向。令其在与亚齐、满剌加等地周旋的同时，密切关注暹罗湾局势。可酌情派遣使者前往暹罗，申明我朝立场，揭露荷兰人挑拨离间之阴谋。若暹罗执迷不悟……”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则令驻扎在琼州和水师，做好必要时介入暹罗与真腊冲突的准备！绝不能让荷兰人，在南陆轻易得手！”
南洋的棋盘上，风云再起。大明与荷兰的角逐，从海上正面冲突，蔓延到了更复杂的外交与地缘政治层面。一场围绕暹罗归属的暗战，悄然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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