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国际协作函件的交接点，定在河港区一栋旧海关楼。冬天的风带着盐味，从破碎的窗棂里钻进来，像细小的玻璃渣在空气里漂。楼道尽头的门上贴了新换的封条，红得像刚写完的火。
“时间卡在十四点整。”纪南川翻看手表，声音一如既往地稳，“外方联络人会带来两份回函与一份证物目录，按我们的清单核对后，交叉签字。整套流程走完，不超过四十五分钟。”
“听起来像一台润过油的机器。”我笑了笑，“但机器里装的是人心。”
他没反驳，只把一叠译本递过来：“先把关中文版本，术语别走神。‘家族基金’在那边是受托安排，‘控制权’要写成实益控制，别被字面迷惑。”
门开了一道缝，一位短发的女性探头进来，棕色外套，背直得像刚从走线板上下来。她用不甚流利的普通话自报姓名：“Riva——你们叫我黎薇也可以。我是今天的国际联络人。”
我们握手，她手心很暖。黎薇把公文包放到桌上，取出两本蓝皮函件和一只银色U盘，动作像在摆棋。她开口第一句不是寒暄，而是：“你们在函里提出了‘时间戳连续性’的特殊要求，外方司法部门只在刑事协作框架内会严格提供。民事部分，他们愿意给‘来源证明’，但未必盖章。你们要先选哪条路。”
纪南川看向我。我知道他的意思：选择刑事协作，路会快，但会招来更硬的反弹；走民事证明，路更稳，但慢——而城市的耐心并不无限。
“先刑事。”我说，“我们不在门口绕圈。”
黎薇点头，从蓝皮函件中抽出一页：“第一份，离岸账户流水，时间段为你们请求的四年，附取证过程说明；第二份，顾问公司与壳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签署地与业务地不一致，这是你们此前怀疑的断点。U盘里是影印件与元数据合集，进门前做过哈希值，等会儿在你们设备上重新跑一遍。”
“你们的哈希用的什么算法？”我问。
“ShA-256。”她答得干脆，“我们不喜欢可供争辩的东西。”
我们在纪南川的电脑上跑校验，进度条一格一格向右，像一条拖着水草的河。窗外响起汽笛，三点一刻的货轮靠岸。我忽然想起几个月前，我们还只能在纸上追那些油亮的线，如今线变得粗、变得硬，有了可以抓住的摩擦。
“还有一个请求。”黎薇忽然把声音压低，“你们希望我们协助冻结的那两个家庭信托，受益人里有未成年人。我们建议你们把申请措辞改成‘限制跨境转移’，不要一刀切冻结。孩子不该替大人还账。”
她说完看着我，眼神一寸寸收回锋利。我沉默了几秒，点头：“我们采纳。我们追索的是意图与路径，不是把无辜的人压在石头底下。”
她笑了一下，像放下了腕上的刹车：“你们比很多团队更像人。”
核对开始。翻页的沙沙声与钢笔落在纸上的“哒哒”错落成一首紧张的小曲。黎薇念英文，我对照中文，纪南川在旁边把两边的“微妙差别”用铅笔圈出来：一个地方写“可疑”，另一个地方写“异常”；一个地方写“受益人陈述”，另一个地方写“顾问意见”。他小声说：“以后上庭，那几个词会被对方律师拿来扯。”
“那我们今天把扯头发的地方先剪短。”我回。
半小时后，核对完成。黎薇合上文件，站起身：“从今天起，我们每周安排一次固定交接点，不用再通过临时邮箱传话。你们的人轮值来人，我们的人轮值给件。”
“你们为什么信任我们？”我忍不住问，“我们只是一个被骂过也被夸过的团队。”
黎薇没有立刻回答。她望向窗外：“去年秋天，我看你们的听证会直播。那时有人问你们‘程序是不是太慢’，你们回答‘慢，是为了把对的人留在里边’。我们做联络的人，每天在时间和正确之间拉扯。有人愿意顶着骂，把‘慢’放到阳光下解释清楚——我就愿意快一次。”
她转回头，伸出手：“祝我们好。我们也会被骂，但我们可以一起被骂。”
握手时，我听见指尖里传来很轻的电流。那不是仪式，是承诺——在不同的时区里按同一只表。
出了海关楼，风更大了，吹得我眼睛发酸。我把围巾拉高，忍不住回望那扇贴着封条的门。它看起来还是旧的，却像换了心跳。
“江阮。”手机震了一下，安然的消息弹出来——一张放大的截图，蓝条签收照，光线角度诡异，“我们可能逮到一个了：有承包商在伪造签收图。”
“确定吗？”
“九成。等你回办公室，我给你看指尖。”
“收到。”我收起手机，转身往车的方向走。身后海风正盛，我忽然希望今晚吹得更狠一些——吹掉浮灰，吹出真正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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