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晨风一向直白，像把冷水往你脸上泼。我把围巾往上提了提，跟着院感科的小护士穿过长长的连廊。走廊尽头是儿科病区，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太阳——有的画得像鸡蛋，有的画得像一团火，颜色重得几乎要从纸上滴下来。
今天开始，“蓝条”延伸进病区。我们要把“到家”扩展为“到床旁”，把“受试者家庭补偿”从纸面起算，落到病床边的那一只手——是的，一只手：按下去，红印子留在回执上，钱与服务才算启动。
院感科的祁树院长披着白大褂在人群边上，他的神情一如既往温润，像一只被长期抛光的银勺子。他看见我，点头致意：“江理事长，今天就当一次排练，该慢的时候慢。”
我笑了笑：“好使最重要。”
第一床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她的妈妈把外衣脱到手肘，露出冻得发红的皮肤。护士把“蓝条”与“回执本”递过去，我先用简短的语言讲清楚流程：从今天起，“临床补偿”与“家庭喘息服务”同步启动——药费减免、营养支持、心理辅导与康复交通券，能当天给的当天给；需要审查的，边查边发，但要留下当面回话的时间与地点。
小姑娘妈妈点头，眼圈却红了：“我怕我不识字说错话。”
“那就按一下。”我把印泥推过去，“你按下去，我们负责说。”
小姑娘在旁边看，忽然伸手替妈妈按住了回执本：“我来。”她的手很小，指尖被针扎过的地方有一圈浅浅的青。我看着她把手指按进印泥，再落在纸上。那一点红不漂亮，指纹模糊，却比任何漂亮的‘已完成’更有重量。
祁树站在身侧，轻声对我说：“你们这个‘回执’，对医院来说是个镜子。过去我们总习惯让家属签‘已经被告知’，现在反过来，是我们要对他们当面回话。”
我点头，心里像被一根细线牵了一下。我们走到第二床，是位中年父亲。他把一份发票攥得皱巴巴的，不停道歉：“我说话不利索，你别嫌弃。”
“我只要你说真话。”我把他的发票摊平，一条一条核对，旁边的志愿者把“喘息服务申请”填完。他迟疑：“那钱什么时候能——”
“今天先给第一笔。”我说，“剩下的，我们跟着回执走。您明天拿着‘回执卡’去大门口那张贴着蓝太阳的窗口，当面领。”
他“哦”了一声，像不太敢相信。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掏出笔在“回执卡”的空格里写上我的名字与电话：“有任何问题，找我。找不到我，找证据室。”
“找证据室？”他抬起头，眼里有一点新奇。
“对。那里有一扇门，只要推就开。”我笑，“我们把门缝撬开了，你负责把它推到底。”
做完第三床，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裴念发来的短视频样片——“方向图”的第二版，“谁给谁递纸条”的箭头像一串被风吹动的风铃。我把静音关掉，视频末尾那句旁白穿过病房的暖气声：“名字会让我们兴奋，手法会让我们清醒。”
我合上手机。走廊远处有轻轻的哭声，是一个年轻的母亲靠在窗边。她的孩子今天要做复查，她把围巾咬在嘴里，肩膀一抖一抖。我走过去，没说安慰的话，只递了一杯温水。她接过，喉结上下动了动，忽然问：“我能不能也做志愿者？ 就是帮别人按这个红印子。”
“可以。”我把“志愿者登记表”翻到新的一页，“我们需要很多双手。”
午后，“家庭补偿起算”的第一批名单挂上了证据室。每一条后面都加上了一个问句——“够不够？” 志愿者苏照从楼层另一头跑过来，额头上汗湿了一片：“江姐，公交接驳的时序我已经和社区打了招呼，晚班车补上了两趟。今晚试跑。”
“辛苦。”我拍拍他肩膀，“我们慢，但稳。”
祁树院长在旁边看着人来人往，忽然叹了口气：“我做了这么多年院长，今天第一次觉得‘流程’这两个字不冷。”
“流程是刀，也是缝纫针。”我说，“我们把它缝在一起。”
傍晚的时候，顾琴来到了病区，给志愿者送饭。她把保温桶打开，热气把她的眼镜熏得一片白。我接过她递来的汤，忽然明白那句被我们挂在墙上的话——‘不为体面背锅’，到这里该换成——‘不让温柔无处安放’。
出院楼下，风雪欲起。我们把一叠叠盖着红印子的回执本装进袋子，装得很满。那重量不吓人，踏实。
临走前，小姑娘从病房里跑出来，朝我喊：“阿姨，你今天的口红沾在杯子上了。”
我低头一看，杯沿上果然留了一圈浅浅的颜色。我笑着把杯子举起来：“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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