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李家堂屋那硬邦邦的太师椅上，王玲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
她是一件被摆上展台的物品，正在接受潜在买主最细致、也最无情的检视。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一次为村里算账、平息纠纷时被依赖、被忌惮的目光，都要来得更直接，更冰冷，更令人窒息。
李母那锐利如锥的目光，是主要的评估工具。它先是像尺子一样，丈量着她的身高、骨架，仿佛在估算她能否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和农活。
那目光掠过她单薄的肩膀，微微蹙起的眉头，似乎在对她的体力储备表示一丝隐忧。
接着，那目光又像放大镜，聚焦在她的脸上、手上。李母拉起她的手，不仅是摩挲，更是用手指用力捏了捏她的指骨和掌根，评估着这双手的耐用性和灵活性。
她甚至微微抬起王玲的下巴，让她的脸完全暴露在光线下，仔细查看她的皮肤、牙齿，眼神里没有任何对少女容颜的欣赏，只有对健康指标和生育潜力的冷静判断。王玲能感觉到那手指的力度，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检查货物的专断。
抬头。张嘴。走两步看看。
李母通过李明珍的翻译，发出简短的指令。王玲像一具被牵线的木偶，被动地执行着。她站起身，在堂屋中央走了几步。
李母的目光紧随其后，审视着她的步态、腰身，仿佛在评估一匹马的体态和耐力。那目光灼灼，几乎要在她身上烧出洞来。
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关于她喜好、她想法、她内心世界的问询。他们不关心她是否喜欢刺绣，不关心她绣那些飞鸟繁花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不关心她对未来有何恐惧或憧憬。
他们关心的，是这台名为王玲的机器，运行是否良好（身体健康），核心功能（绣活）是否出色，以及附属功能（家务、生育）是否完备。
李志刚，她那未来的丈夫，偶尔也会偷偷瞥她一眼。但那眼神里，没有男子对女子的好奇或羞涩，只有一种模糊的、近乎看待一件即将分配给自己的家具般的茫然。
他的沉默，与王玲的沉默不同，那是一种空洞的、缺乏内在回响的沉默。
李明珍在一旁，脸上始终挂着那种卑微又急切的、类似于推销员般的笑容，不断补充着女儿的性能参数：
玲子可能干了，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她绣活快，心思细，绣庄的老板娘都夸呢！
身子骨没毛病，从小到大都没咋生过病！
每一句补充，都像是在给这件物品贴上更诱人的标签，同时也像一把钝刀，在王玲的心上来回切割。
她最亲的人，正在亲手将她推上这场冰冷的评估台，并积极参与其中。
王玲感觉自己被剥光了。剥去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衣物，更是她作为人的尊严、情感和灵魂。她所有的独特性——她那惊人的心算能力，她那与泥土对话的哲思，她那用色彩构建的辉煌内心宇宙——在这些评估者眼中，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是需要规避的麻烦。
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安静的、能干的、能生养的、并且能持续创造经济价值的妻子和儿媳。
她坐在那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大团沾水的棉花，窒息感一阵阵袭来。
她多么希望自己此刻能发出声音，哪怕是尖叫，是怒吼，来打破这令人作呕的物化进程。但她不能。
她的寂静，在此刻成了助长这种审视的帮凶。
她仿佛被抽离了自身，悬浮在堂屋的上空，冷漠地看着下方那荒谬的一幕：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沉默的少女，像评估一件瓷器、一头牲口那样，评估着她的一生。
这种被彻底视为物品的体验，比贫穷、比身体的残疾、比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更加深刻地伤害了她。
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色彩的起义曾为她争取到的微弱尊严，在这场赤裸裸的物化审视中，被践踏得粉碎。
当评估终于结束，李母脸上露出一种基本满意的表情时，王玲感到的不是解脱，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坠入冰窟的绝望。
她知道，自己在这群人眼中，已经完成了从人到物的转换。而她的命运，也将如同一件被估定价格的商品，即将被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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