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那句“你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王女士心中漾开了希望的涟漪。
她立刻挺直了些腰板，虽然依旧只坐了半个屁股，但语气明显急切和笃定了几分，仿佛要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一股脑倒出来：
“周律师，我们认为这个罪名它不成立啊！”
她语速加快，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帆布包的带子。
“俺们之前也咨询过两个律师，人家律师都说了，这不算是拐卖！
第一，那法律上禁止结婚的几条，俺们都仔细看过了，没说不让智障的闺女结婚啊！
第二，这事儿最关键的是，她们爹妈都同意的！爹妈都点头了，这怎么能算拐卖呢？俺姐姐就是帮忙牵个线，搭个桥，成全一桩好事罢了！”
她看着周文渊，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这位看起来更厉害的大律师这里得到肯定的答复。
然而，周文渊听完她这番显然是重复了无数遍、也自我安慰了无数遍的理由后，脸上的温和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法律人特有的严肃和冷静。
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身体微微前倾，目光锐利地看着王女士，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王女士，你咨询的那两位律师，有没有向你解释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顿了顿，确保对方在听，然后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首先，这些女孩子，如果经过司法鉴定，确认存在智力缺陷，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们自己，有能力理解‘结婚’意味着什么吗？有能力表达‘我愿意’或者‘我不愿意’吗？”
王女士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周文渊没有给她机会，继续沿着逻辑链条向下剖析：
“你，还有你之前的律师，一直强调‘父母同意’。这其实就是默认了这些女孩智力有缺陷，需要监护人（也就是她们父母）来替她们做决定，对吗？”周文渊的目光如同手术刀，“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监护人，有权决定被监护人结不结婚吗？”
他看着王女士有些茫然的眼神，语气加重：“这不是把自己绕进去了吗？法律明确规定，因欺诈、胁迫结婚的，或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婚前未告知的，婚姻可撤销。而像这种，女方连结婚的基本概念都无法理解的情况，婚姻从根本上就是无效的！”
他双手摊开，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你现在怎么去确定，这场婚姻是那个女孩自己‘自愿’的？我们律所处理过很多婚姻家事的案子，其中不乏婚后发现一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情况。一旦鉴定属实，婚姻是可以被撤销，被视为无效的。”
周文渊的声音低沉而有力，直指核心：“但现在这个案子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婚姻有效与否的范畴。关键在于，这个女孩，她可能连‘结婚’这两个字代表什么都不懂！她是在她父母的意识操控下，被当做一个‘物品’，送到了男方家里。这就有点问题了。”
他看着王女士，眼神里没有指责，只有一种基于事实的冷静判断：“这已经不是讨论她们‘能不能’结婚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女孩本人，可能根本就不具备理解婚姻、同意婚姻的能力基础。”
王女士听着这番她从未深入思考过的道理，脸上那份笃定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委屈和固执，她小声辩解道：
“可我觉得……他就是正常的嫁娶啊。在当地也办了婚礼，热热闹闹的。结完婚之后，男方和女方家里也一直有走动，后来还生了娃娃，日子不也那么过着吗……”
“在农村，这种情况很常见。”她似乎想用“普遍”来证明“合理”。
“常见，就代表合法吗？”周文渊直接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从法律理论上，这根本说不通。”
他稍稍放缓语气，仿佛在换位思考：“王女士，我这么说，并非故意要反驳你，或者让你难堪。我只是在告诉你，如果我是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你刚才的那些理由——‘父母同意’、‘办了婚礼’、‘生了孩子’——这些，说服不了我。”
他进一步点破了媒人在其中的尴尬位置：“在我看来，如果你姐姐是以‘介绍婚姻’为目的，那么她就必须预设双方是具备结婚意愿和能力的人。但如果她明知对方是智力缺陷，根本不懂婚姻为何物，那又何来‘介绍婚姻’这一说呢？”
周文渊的声音清晰地在办公室里回荡：“婚姻，归根结底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是‘我愿意’，而不是‘父母说了算’。”
王女士被这一连串缜密的法律逻辑打得有些发懵，她下意识地小声喃喃，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但是我们之前咨询的律师都说……”
周文渊直接摆手，温和而坚定地打断了她，他的眼神中透出一种更深沉的东西，那是对法律精神的坚守，也是对弱势群体处境的悲悯：
“你们的律师，不停地、反复地在强调‘父母都同意了’。我能理解，在农村环境里，这似乎是一个强大的理由。但是，法律不能仅仅依据这个‘父母同意’就来判断是非。”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凝重而富有力量：
“我要告诉你，法律保护的是任何一个人，即便她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孩，法律也要为她张开保护伞！
不能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样挺好’、‘解决了问题’，就牺牲掉这个最弱势、最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女孩的基本权利！”
他的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你这样说，法律是不会同意的，所以，秉持法律的法官，也不会这样去判。”
王女士听到这里，脸上委屈的神色更浓，甚至带上了一丝不被理解的生气，她脱口而出：
“那照你这么说，全国有那么多智力缺陷的女孩，她们就都不能结婚了吗？她们就不要过日子了吗？”
周文渊看着她激动的样子，面色反而重新恢复了平和，他缓缓地摇了摇头，目光越过王女士，仿佛看向了更深远的地方，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诗意的悲悯，却又无比现实：
“她们，不需要婚姻。”
这句话让王女士愣住了。
周文渊继续说道，语气温和而坚定：
“不是我们打着‘为她们好’的名义，去强行给她们匹配一个男人，一段婚姻。
她们可能就像天真懵懂的孩子，她们要的是阳光，是自由，是能在草原上奔跑，是能感受到风，是能看到蝴蝶，而不是一个她们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和接纳的‘丈夫’。”
“你不能说，‘我给她找个男人，就是为她好’。法律上认为，她这类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没有权利同意是否结婚的，甚至……她们可能连‘性同意’的权利都无法清晰表达。
所以，当你在法庭上，反复强调‘她父母都同意了’的那一刻，在法官听来，可能是很悲哀的，悲哀到甚至想哭——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命运，难道她的父母就能完全决定了吗？”
周文渊的目光重新聚焦在王女士脸上，充满了严肃和告诫：
“你口中那个智力缺陷的女孩，她首先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货物，不是一个能拿来买卖的工具！
她同样有被尊重、被保护、按照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生活的权利！而不是由你们，打着‘为她好’的旗号，就可以轻易左右她的人生！”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也正是法律所必须坚持和维护的底线，是法律的魅力所在，是它超越世俗人情，守护个体尊严的体现。”
最后，周文渊站起身，做出了送客的姿态，他的语气恢复了职业的冷静，却带着不容更改的决断：
“现在，王女士，请你出去！你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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