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堂前的忏悔
木槌敲在案上的声响，像重锤砸在我心上。我站在公堂前，垂着头，一遍遍地在心里念：我错了。
这错，要从老爹年轻时的话说起。他总跟我说“屈死不告状”，那时我只当是老人的怯懦，觉得法治社会里，公道自会站在有理的一方。可我忘了老爹的一生——他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跟人来往哪怕三块钱的账，都要歪歪扭扭记在小本子上，字迹虽丑，每一笔却清清楚楚。他从不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大道理，却用本子里的数字告诉我：凡事要较真，更要知进退。可我偏没听，偏要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执念，一头撞进这公堂里，直到此刻才懂，老爹的话不是怯懦，是见过世事复杂后，给我的最实在的提醒。
站在公堂前，老爹当年骂我的话突然清晰起来：“你狗屁不通，不识人性！”从前我总不服气，觉得自己拿真心对人，别人总该以真心相还。我掏心掏肺跟人合作，把家底都投进去，以为凭着这份坦诚能换来共赢，可最后呢？真心被踩在脚下，信任成了别人算计我的利器，我浑身是伤，连辩解都显得苍白。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哥哥当初也曾皱着眉训斥我，语气里满是恨铁不成钢：“人家为什么要公平对你？难道你以为你是人家的爹和娘？还是你以为你是人家的好朋友、老乡亲？还是你曾经对人人情世故后，然后会变得对你友好的模样，在交到的位置当中去？”那时我只当他是世故，总觉得人与人之间该有基本的公道，哪怕没有深交，哪怕没送过人情，只要我占理，就该被公平对待。可直到看见原告在堂前前言不搭后语，说的话漏洞百出，却能在法官“让我去二楼打印身份证”的间隙，换来一个所谓“妥协”的方案时，我才懂，老爹的“不识人性”、哥哥的“世故”，全是被现实磨出来的清醒——我既不是谁的亲人，也不是谁的好友，更没在人情世故里为自己铺过半分路，凭什么指望人家平白无故对我公平？我错把社会当成了书本里的乌托邦，错把所有人都想成了和自己一样坦诚的人。
我更错在，以为法官会循着国家的法规行事，以为头顶的国徽、法官身上的法袍、案前的法槌，是为普通老百姓撑起的腰杆。我总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天，我踏的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现实给了我狠狠一击——当我和媳妇的微信、银行卡被锁死，连买米的钱都拿不出时；当老父亲躺在医院急需医药费，却因为我这边的纠纷凑不出钱，倔强地扯下胃管时；当我看着那枚象征尊严的国徽，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时，我才明白，我对“法治”的理解，太浅太浅了。我以为的公平正义，在某些看不见的力量面前，竟如此脆弱。
或许是我太幼稚，还没从书本里走出来，没见过社会最现实的模样。我低估了案件里那些“托话”的力量——或许是我没看见，餐桌前酒杯里晃荡的光，盘里肉香裹着的交易；或许是KtV里唱不完的“情深意长”，洗脚房里聊妥的“舒心方案”。那些我以为只存在于传闻里的场景，原来真的能绕过法规，悄悄改变一件事的走向。我像个傻子，捧着一沓写满实话的文件，以为如实反映问题就能得到回应，却忘了，有些话，再真也没人愿意听。我忘了人情世故里藏着太多看不见的秤，有的秤称的是利益，有的秤称的是交情，唯独我，抱着“有理就够了”的执念，连秤砣都没准备。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太轻视了这世间的复杂——我既不是能让人家上心的亲人，也不是能互相帮衬的朋友，更没在平日里攒下半分人情，又怎能奢求人家在关键时候，给我一份体面的公平？
法官大人，原告，我错了。错在我不该固执地要一个“说法”，错在我不该相信“有理就能赢”，错在我连解释都觉得是徒劳——任我把嘴唇磨破，把事实摆得明明白白，你们愿意听进一句话，都算我错得不够彻底。我曾以为，把问题写进文件里，如实反映，就能换来一个公正的结果；我曾以为，老父亲躺在病床上的痛苦、我和媳妇连买米都难的窘迫，能换来一丝体谅。可到头来，我只看见自己的天真，像个笑话。
公堂的冷气裹着我，我盯着地面，忽然想起老爹那本记满账的小本子。他记的不只是钱，是人心，是分寸。而我，连这点分寸都没守住，偏要撞南墙，直到头破血流才站在这里忏悔。我错了，错在太相信书本里的道理，错在太轻视人性的复杂，错在以为公平正义会主动找上门来。
木槌再响时，我知道一切都晚了。可我还是想再说一句：我错了。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一定听老爹的话，把那本账记得再清楚些，把“屈死不告状”的道理刻在心里；我也会听哥哥的劝，懂人情世故里的分寸，不再做那个抱着“理想”撞得头破血流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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