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杨爱国的那些事
杨爱国的老烟斗，杆儿是早年在镇上木工铺挑的紫黑檀木，被他揣在怀里摩挲了十几年，包浆亮得能映出人脸。烟锅子边缘有些磕碰，是去年算账时不小心掉在桌角磕的，他心疼了好几天，后来用细砂纸轻轻磨了磨，倒显出几分岁月的糙劲儿。每天傍晚，他都要坐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把烟斗凑在鼻尖闻闻，要么是琢磨怎么凑齐下一笔欠款，要么是想起儿子杨阳说过的话，烟丝没点着，思绪倒先飘远了。
那笔让他愁了五年的账，说起来荒唐。当年同村的张建军家里出了事——媳妇姚兰要盖新房，挪用了亲戚的钱，最后窟窿堵不上，竟把杨爱国扯了进来。张建军是杨爱国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当年杨爱国母亲生病，还是张建军骑着三轮车送的医院，这份情分，杨爱国一直记着。所以当张建军红着眼圈来求他，说“就当帮哥一把，以后肯定还”时，杨爱国没多想，就在担保书上签了字。可他没料到，张建军后来竟带着姚兰躲去了外地，把一屁股债全甩给了他。
催债电话第一次打过来时，杨爱国正在工地扛钢筋，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电话那头银行的人语气冰冷，说再不还钱就起诉，他握着手机，指节都捏白了。后来他开始凑钱，工地上发的工资，卖玉米的钱，甚至把妻子留下的金戒指也当了，每次凑够五百、一千，就赶紧打给银行。法院开庭那天，他本来请了假要去，可凌晨工头突然说有紧急活，走不开，等他忙完赶去法院，庭审早就结束了。
判决书寄到家里时，杨爱国正蹲在灶台边煮面条，儿子杨阳在旁边写作业。他拆开信封，看着上面的字，越看越糊涂——判决书中说他“自愿承担全部债务”，可他明明只是担保人；还说“原告提供的证据充分”，可他连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没见过。他拿着判决书，手都在抖，杨阳抬头问：“爸，怎么了？”他赶紧把判决书折起来塞进兜里，勉强笑了笑：“没事，村里的通知。”那天晚上，他坐在院门口，对着老烟斗抽了半包烟，烟雾飘在夜色里，像他理不清的心事。
后来他托人打听，才知道当年办案的法官叫卢志鹏。他没敢多抱怨，只是想着“都是按规矩办事，可能是我没到场才出了误会”。可去年冬天，他在村口小卖部听人说，卢志鹏又办了一起离奇的案子——也是担保人替人背债，判决结果和他的案子几乎如出一辙。杨爱国拿着烟斗的手顿了顿，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他对着小卖部老板叹口气：“你说，这是我命里该遇这坎，还是他本来就这么办案？”老板赶紧劝他：“别瞎想，法官还能不按规矩来？”他没再说话，只是觉得那老烟斗的木杆儿，突然变得硌手。
杨爱国从不愿在背后说人坏话，他常跟杨阳说：“嘴是用来吃饭、说实在话的，不是用来污蔑人的，更不能像疯狗似的乱咬。”所以哪怕心里委屈，他也没跟人提过卢志鹏的名字。前阵子，他听人说可以通过“案号答疑”向法院咨询案件细节，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网上提交了申请。他每天都登录系统看，可快一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的短信提醒来了两次，说“已提醒承办人处理”，可还是没等到卢志鹏片言只语的回复。
那天下午，张建军的媳妇姚兰突然带着她嫂子来了家里。姚兰穿着一件崭新的羽绒服，手里拎着一袋苹果，进门就说：“爱国兄弟，你看这账的事，能不能再缓缓？我们家建军还没找到稳定工作……”杨爱国没等她说完，就起身去屋里拿了账本，摊在桌上：“嫂子，你看，这是我这几年还的钱，一共三万二。我知道建军难，可我也难，我儿子明年就要上大学了，学费还没凑够。”
姚兰的嫂子赶紧打圆场，拉着杨爱国的手问：“爱国啊，那现在咋办？你提交的那个‘答疑’也没信，要不要找卢法官说说？”杨爱国捏着老烟斗，看着姚兰的嫂子，缓缓开口：“嫂子，咱先不说这账。除了这笔事，咱仨——我、你、张建军，还有别的疙瘩没？”姚兰的嫂子摇摇头：“没有，你建军哥还常说，当年要不是你，他娘的病都没钱治。”他又问：“那你说说，你兄弟我，有没有哪件事答应你们，却办得掉地上捡不起来的？”姚兰的嫂子还是摇头：“没有没有，你办事，我们放心。”
“那就行。”杨爱国松了口气，把烟斗放在桌上，“其实从一开始，不管是你们打电话来要，还是法院判，哪怕我心里再不满意，也含着泪认了。”他看向姚兰，“嫂子，你当年跟我说，不愿那么辛苦，不想为银行打工，可最后这份‘工’，不还是我替你们扛了？”姚兰的脸瞬间红了，低下头没说话。杨爱国继续说：“我最在意的不是这钱，是你们两口子别因为这账闹矛盾，别内耗，别伤身体。这账的利息，不该咱仨里任何一个人独自扛。”
姚兰的嫂子叹了口气：“爱国，你真是个实在人。我回去跟建军说，让他赶紧找活干，就算分期，也得把钱还你。”她们走后，杨爱国又坐在院门口，拿起老烟斗，却没点烟。这时杨阳从学校回来了，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张奖状——是“三好学生”。杨阳把奖状递给他，笑着说：“爸，你看！”杨爱国接过奖状，看了又看，眼眶突然热了，他伸手摸了摸杨阳的头：“好儿子，比你爸强。”
去年暑假，杨阳在家帮着干农活，看到杨爱国每天晚上都在灯下算账，算得眉头紧锁。有天晚上，杨阳端着一杯水走过去，轻声说：“爸，你别这么辛苦，等我大学毕业了，咱一起还那笔账。”杨爱国放下笔，抬头看着儿子——杨阳已经比他高了，肩膀也宽了，眼神里满是认真。他站起身，拍了拍杨阳的肩膀，声音有点哑：“儿子，你老子做的事，老子自己担，不能把账留给你。你的心意，爸记着。”
那天父子俩聊到很晚，从杨阳的学业，聊到以后的工作，甚至聊到了杨爱国百年之后的事。杨爱国坐在椅子上，手里摩挲着老烟斗，慢慢说：“人嘛，生老病死是规律。爸能陪你的每一天，不管你在学校还是以后工作，心里都装着你；就算以后爸不在你身边了，这份爱也一直跟着你。”杨阳坐在他旁边，认真地点头：“爸，我知道。以后我好好努力，等我有本事了，就让你享清福，再也不用为钱发愁。”
杨爱国笑了，把老烟斗往桌上一放：“有你这话，爸就够了。”那天的月光很好，洒在院子里，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幅淡淡的画。杨爱国看着儿子的侧脸，心里突然觉得，就算那笔账还得再辛苦几年，就算卢法官的答疑还没消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有个懂事的儿子，有心里的念想，这就够了。
后来，杨阳开学去了外地，每个周末都会给杨爱国打电话，说学校的事，说自己兼职赚了钱。杨爱国每次接电话，都要把老烟斗放在手边，听着儿子的声音，心里就暖暖的。他还是会每天傍晚坐在院门口，对着老烟斗琢磨还款的事，可脸上的愁容少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盼头。他知道，只要好好干，只要儿子好好的，总有一天，那笔账能还清，总有一天，他能放下心里的包袱，带着老烟斗，去看看儿子读大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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