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火锅事件”后，刘芒仿佛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消极怠工，不再偷奸耍滑。
每日天不亮就起床，捧着沉重的竹简在晨光中诵读；夜深了，书斋里还亮着灯，是他伏案抄写的身影。
从今天起，请叫我“勤奋好学刘小郎”！
他心中憋着一股狠劲，一个无比坚定的目标——我一定要让蔡邕这个老古板为掀翻我的火锅后悔！而报复他最好的方式，不是捣蛋，不是逃跑，而是……用他最看重、最引以为傲的“学问”，把他拖垮！
第一步，就是疯狂学习！背！死记硬背！管他懂不懂其中微言大义，先把文字刻进脑子里再说！《诗》、《书》、《礼》、《易》、《春秋》，蔡邕要求的经典，他背；《论语》、《孝经》、《史记》，扩展阅读，他也背；
甚至连蔡邕书斋里那些相对冷门的《法言》、《太玄》、《楚辞》，他都拿来囫囵吞枣地啃。
背不够？那就抄！一遍不行就十遍，直抄得手腕酸麻，墨迹染黑了指尖。
起初，这过程痛苦无比，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如同天书。
但渐渐地，刘芒发现，当自己真正沉下心来，注意力高度集中时，记忆力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或许是穿越带来的某种福利，或许是这股“复仇”的执念激发了潜能，他发现自己背诵的速度竟然越来越快，虽然离“过目不忘”还差得远，但也远超寻常学童。
其实刘芒想多了，以前他就是打心底里排斥读书，哪读的进去，他本身就不是迟钝之人，如今憋着一股“狠劲”，当然事半功倍。
蔡邕对刘芒这突如其来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有些措手不及。
这就好比一个常年垫底、调皮捣蛋的问题学生，突然变成了悬梁刺股、废寝忘食的学霸！
课堂上，刘芒的眼神不再是迷茫和游离，而是充满了求知若渴的光芒，紧紧跟随着蔡邕的讲解，时而凝神思索，时而奋笔疾书。
那种孜孜不倦、仿佛要把先生肚子里学问都掏空的劲头，让蔡邕在惊讶之余，也不禁暗暗点头，甚至生出了一丝“孺子可教”的欣慰。
难道那日一顿责骂，真的把这顽石点化了？
两个月后的一日，蔡邕在讲堂上讲解《诗经·周南·关雎》的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这本是启蒙级的诗句，讲解重点在于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以及“后妃之德”的象征意义。
刘芒在课上听得“聚精会神”，频频点头。
课后，刘芒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学术热情”。
他不仅翻遍了蔡邕提到的毛亨、毛苌的《毛诗故训传》，还跑去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处，顶着烈日，仔细核对《鲁诗》、《韩诗》等不同版本的刻文。
他甚至通过一位师兄，结交了一位年老通晓古音的老人家，虚心地向对方请教先秦时代的发音。
几天后，蔡邕在课堂上再次提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刘芒恭敬地起身，抱着一大摞他整理好的笔记竹简，开始了他的“学术发言”：
“先生，”他语气谦逊，眼神却闪烁着“求真”的光芒，“学生近日查阅《齐诗》、《鲁诗》异文，发现此‘洲’字，或有版本作‘州’者。学生又考《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然《释诂》又云‘州，聚也’。若此句依别本作‘在河之州’，解作‘雎鸠鸣叫于河水汇聚、沙石积聚之地’，其意境是否比单纯解为‘水中陆地’更显生机勃勃，富有动态之美？更能体现雎鸠择良地而栖的习性？”
他顿了顿，继续道：“再者，学生前日有幸请教宫中旧人，听闻古音‘鸠’、‘洲’（或‘州’）、‘逑’等同属幽部，发音相近，韵律若以古音诵之，更为铿锵圆转，有回环往复之美。学生愚钝，敢问先生，我等今日研习《诗》，是应恪守《毛诗》一家之言，以求稳妥，还是应博采众长，考校异文、推求古音，以求最接近圣人编订《诗》三百时之本意？”
这一番话，引经据典，考据扎实，问题尖锐且直指学术核心！
表面上，这是一个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的弟子提出的高质量疑问，完全符合“精益求精、探求真理”的治学精神。
然而，这个问题本质上，却牵扯到汉代经学的一大公案——今古文《诗经》的版本差异与诠释权之争。
《毛诗》属于古文学派，而《齐诗》、《鲁诗》、《韩诗》则属于今文学派，各家对字句、释义乃至微言大义的理解都有不同，彼此攻讦千年，堪称一笔糊涂账。
刘芒这个问题，等于是把蔡邕直接推到了要与整个今文《诗》学体系进行辩难的境地！
蔡邕若认真解答，就需要详细梳理四家《诗》的源流、异文、训诂，乃至背后的学派思想和政治背景，这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足以讲上大半天，让其他只想听懂“关关雎鸠”表面意思的弟子们昏昏欲睡。若简单斥回，说“依《毛传》即可”，则又有违他平日教导弟子要“严谨治学”、“多闻阙疑”的原则，有损其大儒形象。
果然，蔡邕沉吟片刻，看着刘芒那“真诚求知”的眼神，终究无法敷衍。
他轻叹一声，开始了长达数个时辰的详细阐述，从秦汉之际《诗》的传承，讲到三家诗与毛诗的兴衰，再到文字、音韵、训诂的差异……直讲得口干舌燥，日落西山，大部分弟子早已神游天外，只有刘芒依旧“目光炯炯”，时不时还插嘴提出更深入、更偏门的问题，把蔡邕往更深的学术泥潭里拖。
类似的情况很快再次上演。
一次，蔡邕讲解《尚书·尧典》开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 刘芒在课后又开始了他的“深入研究”。几日后，他再次发问：
“先生，‘曰若稽古’四字，古今解者纷纭。郑玄注云‘曰若’为发语辞，‘稽古’为考古道。然学生偶见古本残卷，有作‘粤若稽古’者。又闻今文家或有解‘曰若’为‘于是’，‘稽’为‘考’，‘古’指往圣。更有学者以为，‘曰若’或与祭祀告神之辞有关。”
“学生愚见，若此四字乃史官追述之开篇，其用语必极其庄重神圣。能否将其置于上古祭祀、颂功的语境中理解？譬如，‘曰若’是否近似于铜铭文中‘王若曰’之仪轨？‘稽古’是否不仅指考察古道，更蕴含了效法先王、沟通神人之意？如此，是否更能体现《尧典》作为追溯圣王治世之典范的厚重感与神圣性？”
这个问题，直接触及了《尚书》学中着名的“《尧典》开篇释义”这桩千年公案。“曰若稽古”短短四字，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到清代的考据学，再到近代古史辨运动，解释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刘芒不仅抛出了版本异文，更引入了甲骨文、金文研究才能触及的“王若曰”等仪式用语来对比，将问题复杂度提升了数个等级。
蔡邕面对如此“专业”且“前沿”（以汉代视角看）的提问，再次陷入了漫长的考据与辨析之中。
他需要引证大量早已散佚或晦涩难懂的文献，才能勉强勾勒出一个学术框架，而刘芒总会在他即将收尾时，又抛出一个新的、更琐碎的细节问题，比如某个字的古音演变，或者某位早已失传的经师的不同说法，让讲解无限延长。
就这样，刘芒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复仇”动力驱动的“伪·学术热情”，成功地将蔡邕的课堂变成了他个人的“学术狙击场”。
他提出的问题，个个打着“求真”的旗号，个个直指经学史上的疑难杂症或模糊地带，迫使蔡邕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解答，严重拖慢了整体教学进度，也让其他弟子苦不堪言。
蔡邕身心俱疲，他开始隐隐觉得不对劲，但面对刘芒那看似无比诚恳好学的态度，以及那些确实有深度、有依据的提问，他作为老师，作为大儒，根本无法拒绝，只能一次次地被拖入冗长、枯燥且往往没有标准答案的学术辩论中。
而刘芒，看着蔡邕日渐憔悴的脸色和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哈欠声，心中冷笑：老家伙，让你掀我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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