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贺耦庚中丞 道光二十三年
国藩顿首顿首耦庚前辈大人阁下：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贶，感谢感谢！过蒙矜宠，奖饰溢量。国藩自认本是无根底的学问，只知随声附和，自从跟随镜海先生求学，才稍稍明白为学方向，如同盲人初见光明，心中略有领悟罢了。如今刚刚触及正道门径，竟蒙受如此超出实际的赞誉，实在令我倍感惭愧。
我曾经剖析自己平生的毛病根源，发现如同养着毒疮藏着肿瘤，问题从各处冒出来，关键就在于不诚实罢了。私意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贤人的德行功业之所以能够宏大持久，都是依靠诚字来达成的。所以说诚字贯穿事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一切。现在的学者，谈论考据就拿来作为争辩的工具，讲论经世济民就当作猎取名声的途径，说话的人不知惭愧，听信的人只重虚名，互相欺骗蒙蔽，却不以为耻。至于官场积习，更是崇尚虚文，奸诈弊病所在之处，大家踩着过去却不觉得奇怪，知道了也不说出来，彼此遮掩粉饰，姑且用来保全自己，苟且敷衍成为风气，阿附雷同而惊骇异己。
因此我常私下发表狂论，认为今日要讲治国之道，不如综合核查名实；今日要讲治学之道，不如选取笃实躬行之士。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挽救浮华风气的最好方法就是返归质朴。在长期苟且敷衍之后，要用严厉手段来振作，用意就在于此吧？如今时局艰危，追究祸乱的根源，何尝不归罪于首先发难的人。他们哪里是真看到天下大计，认为应当彻底革除弊端予以澄清呢！哪里是预知今日的变乱，确实能够由自己来收拾呢？不过是用言语欺骗世人，想抢先占据重要职位罢了。
国藩因此反省早年所作所为，翻阅书籍、讲求诸般技艺，哪一样不是自欺欺人之事？那些高谈古今、自诩不凡的言论，哪一句不是欺世之谈？深夜思及此事，不禁汗流如注。近日见先生所作楹联提及道在存诚之语，这不正是君子韬光养晦的至理名言吗？若能心存诚念而不自欺，圣学王道又岂有他径？镜海先生可称得上是不欺之人。倭艮峰前辈常作自我反省，言行从无虚妄；吴竹如天性朴讷，忠贞足以任事。同乡之中，黎月桥前辈性情笃厚，陈岱云立身知耻，冯树堂立志勤学，都是努力践行笃实之道的君子。
国藩虽然愚钝懦弱，既然聆听明训，怎敢不奉行遵从。至于读书之道在于广博学习详尽阐释，经世之才需要广泛采纳多方求教，自忖智慧精神终究恐难企及。唯有谨守规矩法度，不敢以虚浮夸诞引导子弟，不敢以自暴自弃辜负父母赐予的身体。若能有所进益，实属幸运；若终无进境，尽此一生而已。承蒙提携栽培的盛情，恐未察觉我的浅陋而期许过高，因此谨述一二，作为请教学问的引子，也仿效《皇华》三拜的古礼。书中难以尽言，伏请明鉴。
致刘孟容 道光二十三年
去年承蒙您赐信，信中对学术要义的阐述极为正确周详，而对我多有宽容勉励之词，意在引导我精进向上，并让我陈述治学宗旨，这番情意实在深厚！我早年未能自立学问，自庚子年以来才开始稍涉学问，泛览前明与本朝诸位大儒的着作，却无力辨别其中的得失。听说此地有擅长古文诗词的同道，便前往请教切磋，得以接触桐城姚鼐郎中的学术脉络，其学说确有可取之处。
因此选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的着作，专心致志地研读。其他如六朝擅长作诗的文人，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大家，也都广泛涉猎其作品并探究其主旨。此后方悟古代明道之人，无不通晓文字之理。擅长作文而不明大道者或许有之，岂有深明大道却不通文字之人？上古圣人观察天地纹路，仿鸟兽足迹创制文字，于是产生了文采。文与文相合而成字，字与字相接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舌难以表达的深意，文字却能委婉详尽地传达。
文字的作用，在于代替口舌将思想传递至千秋万代。伏羲深谙天地人三才之道，便创制卦象来显明其理；文王、周公担忧后人不能领会，于是创立文字来彰明玄机；孔子又着述《十翼》，修订群经来阐发奥义。那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天地至理，也就大致完全蕴含在文字之中了。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们立身行事能与纷繁万象相互交融而皆合乎大道，其文字便得以教化后世。
我们儒家学者赖以学习圣贤的途径，正是借助这些文字来考证古圣先贤的言行，从而探究他们立言的深意所在。由此可见，这句子与句子的衔接，文字与文字的组合，古代圣贤的精神风貌与言语笑貌都蕴含其中。其间差别看似微如毫厘，导致的谬误却能远至千里。文辞气势的舒缓急促，意蕴风味的深厚浅薄，写文章的人稍有不慎，文章的法度格局便会立即改变；读文章的人稍有不慎，便会流于粗疏浅陋而不得真谛。因此我国藩私下认为，如今若要阐明先王的大道，不得不将精心钻研文字作为首要任务。
三代鼎盛时期，圣明君主与贤能辅臣相继治国，世道清明和睦，道德的精髓已深植人心，求知问学的风尚遍及乡野街巷。因而那个时代即便是捕兔的乡野村夫、汉水之滨的游嬉女子，都天性纯正娴雅能吟咏诗歌，至于伊尹、莱朱、周公、召公、凡伯、仲山甫这类贤臣，其道德充盈而文采精妙，更是不言而喻。待到春秋之世，周天子德泽衰微，圣贤之道本将衰废，文章气象也几乎全然改变了。
孔子目睹麒麟被获，慨叹道：“我的理想穷尽了！”受困于匡地时，说道：“礼乐文明将要丧亡了！”于是奋发有为，修订六经，昭示历代圣王的法度与训诫，垂范千秋而不可更改，用心极为良苦，事业至为盛大。孔子逝世后，门徒分布四方，辗转传授圣学。此后聪慧杰出的学者间或有着述立说，大抵都是孔门后学，其文章精纯或驳杂，完全根据他们领会大道的深浅来区分。领会大道尤其深广者，文章就特别醇厚，孟轲便是如此；领会较多者，醇厚度稍次；领会浅少者，文章便显驳杂；领会最浅薄者，文章就最为驳杂不纯。
自荀子、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降，其见道深浅的等级差别，大体可以指认。
所谓领会大道的多寡如何衡量呢？答案是：取决于见识的深度与广度。往昔孔子赞述《周易》以阐明宇宙法则，着述《春秋》以确立人伦秩序的至高准则，其见解可称深邃。孔子门下设四科教习，子路通晓军事，冉求擅长治国，孔子更向柱下史请教礼制，与鲁国乐师探讨音律，诸子九流的学说无不溯其本源，其学识可称广博。
见识深远便能探究万事万物隐微的征兆，学识广博便能穷究万物情态而应用不竭。后世领会大道不如孔子者，便在深远程度上有差距，在广博程度上也有差距。既能深远又可广博，且为文又不失古圣精义者，自孟子以后，惟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其文醇厚正大，远超同代难觅匹敌。许慎、郑玄也能深远广博，然其训诂文字或失之琐碎。程颐、程颢与朱熹亦属深博大家，但其训示言语或失之狭隘。其他如杜佑、郑樵、马端临、王应麟等人，能广博而不能深远，故其文章流于枝蔓；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衡、薛瑄、胡居仁之辈，能深远而不能广博，故其文章失于浅易。
由此形成汉学与宋学两大流派，彼此争辩不休，已非一日。我私下不自量力，妄图兼采两家之长，使见道既能深邃广博，为文又能臻于自然无滞的境地。此等微末心意实属过分奢望，犹如蚊虫妄图背负山岳，盲人企图远行万里，未免可笑至极。最上者自当仰望周敦颐《通书》、张载《正蒙》之境界，其次则潜心研读司马迁、韩愈之着作，窃以为这两位先贤确已达到深广博洽之境，且颇得古人作文之法要。
如今评论者不深究司马迁与韩愈二人的思想学识，动辄指称司马迁的着述多愤懑不平之气，韩愈的文章有倨傲自得之态。而阁下或许未加深察，竟也偶然认同这般世俗见解，这好比因《盘庚》《康诰》文字艰涩而断言《尚书》不可诵读，见到《郑风》《卫风》男女风情便主张整部《诗经》都该删削——如此轻率地以偏概全，岂不是未曾细加推究的缘故么？
孟子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我却认为君子的本性，即使读破万卷也不会有所增加，即便一字不识也不会有所减损。若离开书籍来论道，则仁义忠信这些品德，反求自身便已具备——尧舜孔孟并非拥有更多，寻常百姓也并非有所欠缺，这本就与文字记载没有必然关联。
若就书籍来探讨道，那么道就如同人心承载的义理，文字则如同人身体内的血气。血气固然不能等同于义理本身，但倘若舍弃血气，人的性情又将依附于何处呢？当今那些拘泥于辞章末节的人，既已沉溺于声律辞藻的雕琢；而稍明事理者，又声称读圣贤书只需明晓其道，不必深究文字。这好比议论观察人之法，说应当观察其心中承载的义理，而不该关注其耳目言动等血气表现——岂非谬误吗？既知离开血气便无从窥见心性义理，则当明白离开文字亦无从探求圣人之道。
周濂溪先生提出文以载道之说，又以虚车来讥讽俗儒。虚车固然不行，但没有车又怎能行至远方呢？孔子、孟子逝去而道能存续至今，正是依赖这辆能行至远方的车啊。我们今日若有所见解，且想传播久远，怎能不及早备好坚固的车辆？因此凡是我个人的浅陋愿望，倘若对道有所体悟，不仅心中明白，还定要亲身实践；不仅亲身实践，还定要用文字记载下来流传后世。
虽说力有未逮，志向却是如此。我对于百家着述，都通过其文字来校察他们体现大道的深浅，仔细剖析其分量而评定高下。面对汉学宋学两家争论的焦点，我都不偏袒任何一方而参与喧嚷；对于历代儒者重道轻文的学说，尤其不敢随声附和。深知这些见解狂妄谬误，必为有德君子所严加摒弃，但若沉默不言，文过饰非反而更为严重。姑且借着您的引发而略陈浅见，恳请怜念我的愚直并纠正我的过失，这就荣幸至极了。
致李石梧中丞 道光二十四年
我家乡的着名大臣中，能够获得朝廷隆重礼遇、建立丰功伟绩的，除了湘潭的陈公、安化的陶公之外，实在不多见。老前辈您见识宏阔、才能精深，在当今实属罕见，已经能与陈、陶二公并驾齐驱，由此专心致志向上追求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功业，这重任自然非您莫属。我资质平庸，只能仰望您的风采、感受您的教化罢了；然而心中诚挚的敬慕之情，却不觉流露于言语之中。
我今年以来，更感叹学业荒疏，日常应酬琐事逐日增多，虽愧居官位，却只是饱食安居而已。梅生来到京城，众人皆视为祥瑞杰出之士，因考前需要静养，我也未敢频繁前往交谈。考场中的文章至今尚未得见，但以他轻取功名的才学，本无需再次应试。汤杜两家的纠纷，至今仍未解决。我与海翁产生嫌隙，并非由于调解此事而起，其中另有琐细原由不足烦扰清听，只能置之一笑罢了。有位名叫罗载庆的，是敝同年仓景恬君的姊夫，与我曾有一面之交，如今在您麾下任职，还望您多加栽培指点，给予任用提拔。不胜感激。
答刘孟容 道光二十五年
孟容足下：
两年间三次承蒙来信，竟未作一次回复，纵然是枯木般无情，也不该淡漠至此。我生性本就疏懒懈怠，但若是待旁人尚可理解，岂能如此对待吾兄？每次展纸欲书，总想着阁下心中必是期盼听到拙见，不该草率应付，便又将笔搁置。日月昭昭在上，唯愿阁下明察此心。欣闻阁下恪守圣道勤勉治学，更能明辨王安石学说之谬误，实是可敬可佩！
天下的规律都建立在相对相成的基础上，所以构成天的规律是阴与阳的对立统一，构成地的规律是柔与刚的对立统一，构成人的规律是仁与义的对立统一。如果乾坤毁灭就看不到《周易》的精髓；如果仁义不能彰明，也就无所谓人伦大道了。古书上说：天地间温厚的气象发端于东北方向，而在东南方向达到鼎盛，这是天地养育万物的德性之气，这是天地仁爱的气象；天地间严凝的气象发端于西南方向，而在西北方向达到鼎盛，这是天地庄严刚正的气象，这是天地义理的气象。
这两种气象从它们的作用来看，依据仁德来化育万物，便产生了奖赏的制度；依据义理来匡正万物，便出现了刑罚的举措。执中则天下安定，偏颇则世道混乱。从本源上探究，天地间太和之气交融运行永不停息，无论是凡人还是器物，无论是圣人还是平民，最初禀受的天地之气都是均等的。
人类获得了天地的全气，万物仅获得天地的偏气。圣人不仅获得了全气，而且其禀赋最为清淳敦厚，加之后天习染毫无杂质，因而能圆满践行仁义的准则，这便是充分实现了天性。将这种境界推广到百姓生活中无不合宜，应用于万物规律中无不恰当，这就叫作尽人性、尽物性。寻常之人虽然也获得了全气，但受气质所局限，被习气所蒙蔽，喜好的对象失当便会损害仁德，憎恶的对象失当便会败坏义理。这种损害日益加剧，本性的光明就日渐衰减，于是修德问道的学问便由此而产生。
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真性情；治学的根本方法在于穷究事理、持守诚意。穷究事理就是要剖析仁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并条分缕析地理解；持守诚意就是要将那些符合仁义标准的好恶情感付诸实践并坚持到底，这正是其困难所在。我的生命与万物的生长，其本质原理本就同出一源，但若就具体形态而言，则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差别。
敬爱亲族与仁爱百姓有所区别，仁爱百姓与善待万物又有不同，对待乡邻与对待家人更存差异。亲缘有亲疏之别，贤能有等级之差，其间或相差一倍五倍，或相差十倍百倍，甚或相差千万倍，这就是万物参差不齐的实情。若不明白其间分际而任意施为，过分强调仁爱就会流于墨家兼爱的弊病，过分强调义理就会陷入杨朱为我的偏颇。这些偏差萌生于心念，危害于政治，发展到极致都足以扰乱天下，不达到率领禽兽吞噬同类的程度绝不停止。所以一切穷究事理的功夫之所以曲折繁重，正是要剖析辨明这参差万物中的本分差异啊。
朱熹说人心灵敏虚灵，无不具备认知能力。这是在论述人天生具有分辨好恶的道德知觉。他说天下万事万物，无不蕴含内在规律。只因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究尚未穷尽，所以人的认知存在局限。这是在阐明我们内心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万物之间的差异界限却是无穷的。若不深入研究极为细微的差别界限，便无法透彻领悟那根本统一的天地至理。
王氏之学主张致良知而已，这是认为单凭心体的明觉就能恰当顺应万物之分际，果真可信吗？冠冕与鞋履不能同处一位，凤凰与鸱鹀不可共居一树，这是万物本身具有的分殊之理。瞽瞍杀人，皋陶依法拘押，舜则背负父亲逃亡；鲧用堵塞之法治理洪水，舜将其诛杀，禹却仍以郊祀之礼尊崇，这是物我相交时呈现的分殊之义。仁义的不同施行方式，正是依循具体事物而作出的区分啊。
如今竟把接触事物穷究道理视为支离破碎，这等于是将内心虚悬一个先入为主的认知，与万物全无交涉，却说这认知能合乎万物之分际，又如何可信呢？
朱子说知道为善去恶，便应当切实用力，务必决心去除恶念并且务求必定达成。这是在阐明仁义的分界，既然已经明确，就应当竭尽我们的好恶之心来完成此事。
现在王阳明先生的学说主张“知道了就是行动了”、“格物致知就是诚意功夫”，这就等于全凭内心的明觉，再没有所谓的实践行动了。内心若是明白了，就不必拘泥于外在行迹，那么即便行为不合仁义，也无损于内心的明澈，这是何等简捷而容易遵从啊。
如果遵循这种言论而不加辨析，几乎等同于引导全天下朝佛教的方向发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学问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吗？不过是通过探究事物以求得真理罢了。事物无穷无尽，所以其具体分别也没有极限，因而探究事物之理的工作永无止境。只要有一刻停止探究，仁德便无法纯熟，义理便无法精粹。那些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探究事物之理，并且以如同喜好美色、厌恶恶臭那样的本心来贯彻到底。如果不这样做，我看不出他们能够成为圣人。自大贤以下的人，认识有精有粗，实践有实有不实，于是贤能的品级便依此区分开来。
我虽不才，也错误地想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在人际交往中，在日常事务的磨炼里，尽管不能完全达到仁的标准，但必定要追求那种温和敦厚的境界；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义的规范，但必定要追求那种条理分明的状态。然而岁月流逝，学业品德未能增进，意念言行间种种过失不断积聚，想要做到处理任何一件事都能合乎其内在分寸都还无法实现，可见沉溺在错误中实在深重啊。
我深知此生纵能穷究万分之一的事理，也不过是片段零碎的钻研，终究难以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然而始终不敢放弃这条正途去寻求捷径，说什么灵光顿悟便能立地成圣。资质驽钝之人甘守本分也罢，智慧总有不能照亮之处，德行总有不能完善之时，故而常怀愧疚之心。对于那些异端邪说，不敢有半点苟且，定要彻底廓清竭力排抵。愚拙之人往往懦弱，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今您从偏远之地奋然崛起，竟能追寻先王之道，廓清学术迷障，实在难能可贵！这正是我日夜焚香祈祷所渴望见到的景象。
此处有位太常寺唐先生，学识广博而持守简约，仪态庄重而性情平易，近来编撰《国朝学案》一书，推崇二陆二张的学术宗旨，驳斥表面儒术实则佛理的学说，可说是深刻透辟、彰明较着，堪称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另有大理寺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都是切实探求朱子学说真谛并努力践行的君子。我追随这几位贤德君子之后，聆听他们的精辟见解，然因天资浅陋，又偏嗜文采风华，尤其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日夜诵读从不厌倦。
因此我平生所立志向，从大处说，是要在天下推行仁义，使万物都遵循各自的天性；从小处说，则是力求自身少犯过失，将正道践行于妻子儿女之间，着书立说来教化宗族乡邻。若志向能够实现，我便如此度过此生；若志向终不能成，我也同样如此度过此生。因与您相知最深，这才坦诚倾诉心中抱负，不敢对陌路之人如此滔滔不绝地剖白心迹。
我身体近来虚弱，经不住过度思虑，所幸安然无恙，全家也都安好。郭先生住在我家教导子弟，还有冯卓怀君为孩子们授课，诸人俱各平安，且都勤勉向学。曾国藩再拜谨启。
致林镜帆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去年在京城与您短暂会面，因您行色匆匆，未能略尽地主之谊表达心意。临行那天清晨，我前去送行又未能相见，至今仍感遗憾。后来秋冬之际，有徐惟贤世兄托我转交两封书信，我委托他人通过段果山同年呈送给您，想必已经收到。近闻您起居安好，调养适宜，在侍奉双亲的余暇，博览群书，研究经世治国的宏谟远略，永续家族显赫声名。此实为极美之事！在此为您祈祷称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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