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被安排在了，宋书记隔壁的房间。
抵达深圳后的工作安排，也出乎刘峰的预料。
与宋梓南书记初次见面的第二天，他被叫到了那间简易的板房办公室。
宋书记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直接给他分配去某个具体的建设部门或者攻坚小组，比如去负责协调七通一平，的基建指挥部，或者去正在筹建的对外贸易公司。
宋梓南坐在那张旧办公桌后，目光平和地看着他：“刘峰同志，你的工作，组织上研究过了。暂时，不给你安排具体的部门职务。”
刘峰微微一怔，但没有出声，静待下文。
从今天起，宋梓南继续说道：你就跟在我身边，我开会你跟着，我下去调研你跟着，我接待来访你也跟着。
你的任务，就是做会议记录，多看，多听，多想。
他特别加重了最后几个字的语气，然后补充了一句，记住，我不让你说的时候你不说，什么话都记在心里。”
懂吗？
这个安排让刘峰有些意外，甚至有些茫然。他习惯了在部队里令行禁止，习惯了带着明确的任务去冲锋陷阵。这种“跟在身边”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秘书或者影子，与他想象中的“建设新战场”似乎有些距离。
但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军人的天职是服从，现在，他服从组织的安排。
于是，刘峰开始了在深圳一种独特，而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每天，他早早来到市委临时办公区，准备好笔记本。宋梓南的日程排得极满，会议一个接一个。这些会议并非都是庄重严肃的市委常委会，更多是各种务实甚至充满争吵的协调会、论证会、现场会。
刘峰坐在会议室不起眼的角落，飞快地记录着。
一个礼拜后的夜晚，海风带来一丝微凉的湿气，却丝毫驱不散板房里闷热和蚊虫的骚扰。
刘峰坐在自己那间仅有床、桌、椅的简易宿舍里，就着昏黄的灯光，正神情专注地翻阅着白天的会议记录，不时用笔在上面做着标注。他的腰板挺得笔直，仿佛仍置身于军营之中，全然忘记了周遭的环境。
房门被轻轻敲响，随即推开。
市委书记宋梓南走了进来，一眼就看到刘峰那专注的侧影，以及他脖颈上正趴着两只又黑又大、腹部已鼓胀起来的蚊子，显然正在饱餐。
宋梓南不禁莞尔，没有出声，轻手轻脚地走上前，挥了挥手将那两只贪婪的蚊子驱赶走。
刘峰这才惊觉，猛地抬起头，看到是宋书记，立刻就要站起来。
“坐着，坐着。”宋梓南笑着按住他的肩膀，自己拉过旁边唯一的一把椅子坐下，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语气温和地问道：“这么晚过来，没打扰到你吧？”
“没有，宋书记。”刘峰连忙回答。
宋梓南指了指他的脖子，那里被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已经起了明显的红疙瘩，打趣道：“这边的蚊子啊，又黑又大，咬人特别凶，跟小轰炸机似的。
我那屋里，点了四盘蚊香都不顶事。不过说来也怪，自打你来了这几天，我那屋里的蚊子倒是见少了。”他顿了顿，眼里带着善意的调侃，“看来还是你这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帅小伙，更招那些母蚊子喜欢啊。”
刘峰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包，憨厚地笑了笑：“没事，宋书记，在越南战场上的时候，蚊子比这还毒，习惯了。”
玩笑开过，宋梓南的神色渐渐认真起来。他身体微微前倾，看着刘峰，语气也变得郑重：“这几天跟着开会、跑现场，光是听和看，想必脑子里也装了不少东西。怎么样，抛开记录员的身份，就说说你个人的看法。对我们这个刚刚起步的特区，有什么感觉？或者说，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这不是一个随口的询问，更像是一次非正式的考察。
宋梓南想知道的，不仅仅是刘峰记录了什么，更是他思考了什么，吸收了什么，是否具备了在这片复杂，而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扎根、成长的潜力。
刘峰知道，这是宋书记在检验他这一个礼拜“多看多听多想”的成果。
他深吸一口气，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整理了一下思绪，目光坦诚地迎向宋梓南探询的眼神。
他知道，自己必须说出一些真正经过思考的东西，而不是浮于表面的观感。
听到宋梓南的询问，刘峰没有立刻回答。他微微垂下眼睑，看似在整理思绪，实则在脑海中飞快地翻阅着另一段“人生”的记忆——那是属于廖洋的，关于一部名为《命运》的电视剧，以及其中所描绘的、与眼前现实交织呼应的深圳早期发展轨迹。
他回想起那些闪回的画面和文字信息：
1978年，真正的起点在去年底，那场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随后，国家部委考察港澳后，首次提出了在深圳这类边境地区，设立出口基地的构想。
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还在边境线上，与越南特务周旋之时。
1979年，就在今年初，招商局已经在深圳南头半岛的蛇口，炸响了开山填海的第一炮，那是工业区建设的先声。而就在不久前，宝安县正式改为深圳市，成为省辖市，级别提升，为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这些，都与宋书记近期会议上反复提及、亲自推动的工作完全吻合。
1980年，记忆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节点明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正式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将就此诞生，进入大规模开发的快车道。
而电视剧《命运》的情节，更是将宋梓南书记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描绘了他如何临危受命，在一片荒芜中，推动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接收数以万计的工程兵转业参与建设。
这些来自“前世”的认知，如同一个作弊器，让他对深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一种超然的、俯瞰般的清晰脉络。
但他深知，这些绝不能现在宣之于口。
他重新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坦诚，将自己真实的观察与先知的洞见，小心地融合在一起，开口说道：
宋书记，我这几天跟着您，听了，看了，也想了些不成熟的想法。他语气沉稳，带着思考后的审慎，我们深圳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就像部队发起总攻前，最后的那段寂静和准备。
他斟酌着用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已经吹过来了，蛇口的炮声也响了，我们深圳市也升级了。但现在，我感觉我们像是在等一个‘准生证’，一个能让深圳真正放开手脚、大步向前的名分和政策保障。
我隐约觉得，这个名分，可能不远了。”
他没有提及具体的《特区条例》和1980年8月这个时间点，但那笃定的语气，让宋梓南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刘峰继续道：“现在的深圳，百废待兴，困难很多。基建跟不上，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规章制度几乎空白，很多同志心里没底，甚至有些争论。
但这恰恰说明，我们走在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上。
我感觉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一种想要改变、想要富起来的强烈愿望，从上到下，都在涌动。”
他看向宋梓南，目光灼灼：“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所有工作，平整土地、争取投资、摸索政策，都是在为那个‘名分’落地做准备。
一旦那个时机到来，深圳这块土地，必将爆发出让世界震惊的能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好基础，磨快刀枪，准备迎接那场建设的总攻！”
他没有引用任何未来的口号，也没有预言具体的成就，但他对局势的判断，对深圳潜力的认知，以及那种将建设视同作战的军人视角，都让宋梓南听得频频点头，眼中的欣赏之色越来越浓。
这个年轻人，不仅是在记录，更是在深入地思考，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了深圳发展的核心脉搏与历史机遇。
宋梓南心中暗道：许司令果然送来了一把好刀，而且是一把有头脑、有远见的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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