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斯与赵高在朝堂之上进行着无声博弈的同时,帝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呈现出一派复杂而活跃,甚至可说是混乱的景象。始皇虽然推行“以吏为师”、“焚《诗》《书》”(尚未大规模执行,但倾向已显)的政策,企图定法家于一尊,然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百家争鸣”遗风,并非一纸诏令就能彻底禁绝。
咸阳城中,博士官署七十位博士,虽大多沦为点缀,但其中仍不乏饱学之士,来自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不同学派。他们依靠皇家提供的俸禄和资料,进行着研究和辩论,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部分贵族子弟乃至皇帝身边的近臣。
而在民间,尤其是在旧齐、鲁等文化昌盛之地,私学并未完全断绝。一些儒生隐于乡野,聚徒讲学,传授《诗》、《书》、《礼》、《乐》,坚守着自家的道统。他们对秦政的严苛、徭役的繁重、以及文化上的专制,充满了批判和不满。
这一日,在咸阳一位退隐老臣的府邸中,举行着一场小范围的清谈。参与者有儒生、有道家方士,也有个别对现状感到困惑的年轻官吏。
一位白发老儒生慨然长叹:“礼崩乐坏,莫过于此!上古圣王,以仁德治天下,垂拱而天下治。今上却专任刑法,刻薄寡恩,视民如草芥。长此以往,仁心沦丧,天下虽大,其能久乎?”
旁边一位道家打扮的方士捋须笑道:“老先生何必执着?天道无为而无不为。秦以水德立国,水主刑杀,此乃天意。然物极必反,刚强易折。陛下求仙问道,正是窥得天道玄机,欲求长生久视。只可惜,方向或有偏差,真正的长生,在于清静无为,合于大道,而非海外仙山啊。”
一位年轻的官吏忍不住插言:“二位高论,皆有道理。然则,如今法令严明,道路通达,度量统一,亦是前所未有之治世。下官在地方,深感秦法虽严,然若能公正执行,亦能保境安民。只是……只是这徭役实在太重,民间苦不堪言,下官每每见此,心中实在难安……”
老儒生冷哼道:“此正乃不行仁政之弊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若不能爱惜民力,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纵有强兵利甲,万里长城,终是沙上筑塔,难以持久!”
方士则摇头晃脑:“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扰之。今上作为,太过矣!大兴土木,扰动阴阳,恐非国家之福。老夫近日观星,见荧惑守心,恐有兵灾或……”
他话音未落,便被主人急忙打断:“慎言!慎言!此等天象之事,岂可妄加议论!”
类似的争论,在不同的圈子中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儒家抨击秦政失于仁德,道家暗讽其违背自然,即便在法家内部,对于如何运用法律,是应像李斯那样兼顾一定的实用与效率,还是应如赵高所推动的极端严酷,也存在着分歧。
这些纷杂的思潮,不可避免地会传入宫中。一些博士会在为皇帝讲解古籍时,夹带私货,委婉地提出劝谏;一些方士则会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来解读时政,试图影响皇帝的决策。甚至皇子扶苏,也因为接触了不少儒生,其思想中融入了较多的仁政观念,与始皇的统治风格产生了差异。
赵高对于这些思想领域的争论,态度明确而实用。他厌恶那些批评时政、尤其是可能影响到他权力的言论。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始皇面前诋毁儒生博士,称他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是帝国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他大力支持那些鼓吹皇帝权威至高无上、宣扬严刑峻法必要性的言论,为其权力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而李斯,面对百家争鸣的局面,心情则更为复杂。他本身是法家集大成者,坚信以法治国、加强集权是富国强兵、维持统一的必由之路。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然而,他也并非完全排斥其他学说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在如何巩固统治、争取民心方面。他反对的是那种挑战帝国根本制度、煽动分裂的言论。
他意识到,思想上的混乱,与政治上的暗流一样,都是帝国的隐患。或许,是时候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统一帝国的思想,结束这纷扰的争鸣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想法,开始在他心中酝酿。这与赵高出于维护私利而打击异见的动机不同,李斯更多的是从维护帝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
朝堂的博弈与思想的激荡,如同帝国肌体上的内外交织的病症,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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