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以丞相之尊，仲父之重，总揽朝政，颁布诸多政令。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秉持并着力推行一条核心国策——那便是坚定不移地延续并深化先帝扶苏所确立的“休养生息”之策。
这绝非简单的墨守成规，亦非对先帝权威的表面尊崇，而是李斯基于对帝国现实困境的清醒审视和对长治久安的战略考量所做出的深刻抉择。他深知，始皇帝晚年，外有征伐拓土之师，内有阿房、骊山巨役，更兼法网严密，刑峻如水，致使天下民力凋敝，黔首负担如山，怨气暗涌，社会根基已然动摇。公子扶苏监国期间，改弦更张，施以仁政，宽徭薄赋，体恤民力，其用意正在于纾解积弊，培固国本。虽天不假年，扶苏中道崩殂，然其“与民休息”的方略，在李斯看来，无疑是切中时弊、稳固江山社稷的正道，亦是当下收拢民心、缓解紧张局势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李斯的主持与强力推动下，一系列具体而微的政令相继颁布，务求将“休养生息”之国策从庙堂之高贯彻至江湖之远：
赋税之宽恤： 李斯严令各级官府，必须恪守扶苏时期所定的较低税率，并明发诏告，严禁郡县官吏巧立名目，擅自加征任何形式的苛捐杂税。对于频遭水旱蝗灾侵袭的地区，朝廷建立了一套快速响应机制，一旦接到灾情奏报，即刻会商，及时下诏减免当年赋税，同时从太仓或邻近郡县调拨粮食进行赈济，旨在稳定人心，防止灾民流离失所或铤而走险，将动乱消弭于未萌。
徭役之慎用： 对于动用民力之事，李斯持极为审慎的态度。他明确裁定，除关系北疆安危的长城防线修缮、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水利工程（如漕渠、河防）与驰道驿路的必要维护外，一切大规模宫室苑囿的营建计划、以及非迫在眉睫的对外征伐之举，一律予以暂停或无限期推迟。即便是那些必须进行的工程，他也强调要合理规划工期，避开农忙时节，并尝试改革征发方式，提倡“付酬募工”，改善役夫的生活待遇与劳动条件，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和对民间人力物力的过度榨取。
律法之调适： 在维护秦律整体权威和严肃性的前提下，李斯也意识到“刻削之法”过于严苛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他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或是在审议重大案件时，默许甚至指示执掌刑狱的廷尉府，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可融入些许情理考量。对于因饥寒所迫、或确有可原情节的轻微犯罪行为，允许地方官吏在一定程度上从宽发落，避免因细微过错而施以重刑，以致百姓轻则破家、重则丧命，从而缓和官民对立，减少社会摩擦。
农本之扶持： 李斯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将恢复和发展农业视为休养生息的根本。他督促地方官员鼓励百姓开垦荒田，并由官府组织推广经过改良的铁制农具和先进的耕作技术。针对各地不同的地理特点，倡导兴修小型的陂塘、水渠等灌溉设施，以增强抗旱防涝的能力。同时，颁布优厚的招抚令，对于那些因战乱、苛政或生计所迫而逃亡山泽的流民，承诺赦免其过往逃亡之罪，并提供种子、农具，甚至暂时的赋税减免，吸引他们回归故里，登记户籍，重新附着于土地之上，使荒芜的田亩再现生机。
成效之渐显： 持续数年的休养生息之策，如春雨润物，其积极效果逐渐显现。帝国一度紧张的社会秩序趋于缓和，曾经惶恐不安的人心初步得到安抚。逃亡在外的百姓陆续返乡，荒芜的土地被重新开垦出来，官府仓库中的粮食储备也开始缓慢却持续地增加。尽管底层民众的生活依然清贫艰苦，但相比始皇帝晚年那种朝不保夕、普遍弥漫的恐惧与绝望之感，生存的压力已有所减轻，社会显现出一丝复苏的迹象。
李斯此举，既是出于对先帝扶苏遗志的尊重与继承，更是其作为一位成熟政治家，在洞察时局深刻矛盾后所做出的理性战略选择。他明白，历经震荡的帝国犹如久病之人，亟需静养调理，固本培元。唯有先让这具庞大的国家肌体逐渐恢复元气，缓和内部矛盾，才能为未来的长治久安与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条休养生息之路，纵有波折与非议，李斯亦决心以其权柄与意志，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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