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事事请示太后与帝”的做法，无论其内在动机如何复杂，在客观上确实营造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效果——极大地彰显了他对皇权的尊重。尽管这种尊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是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但它所传递出的信号，以及对朝野上下心理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不容忽视的。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姿态，其精妙之处在于，它既是对现实权力格局的承认，也是对权力运行规则的主动塑造。
这种形式上的尊重，首先体现在对幼帝个人成长空间的精心呵护上。通过不断地请示、汇报、引导决策，李斯巧妙地为幼帝营造了一个“正在学习并逐渐掌握权力”的假象与环境。幼帝虽然年纪尚小，知识阅历有限，但作为皇帝，其自尊心和权威感是与生俱来的，需要被小心翼翼地滋养与维护。李斯的做法，使得身处深宫的幼帝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完全被操控、被无视的傀儡，反而在每一次看似郑重的奏对、每一次看似关键的“决断”中，体会到一种参与帝国事务、执掌乾坤的使命感。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和逐渐培养起来的责任感，对于幼帝健康心智的成长、对于其未来真正亲政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有效地避免了幼帝因权力被完全架空而产生强烈的逆反、怨恨或颓废心理，也使得李斯与幼帝之间那层“仲父”与“子侄”的亲密关系，得以在权力格局极为不对等的冷酷现实下，依然能够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相对和谐地维持下去。在朝臣们眼中，他们看到的是，皇帝虽然年幼，但丞相李斯恪守臣礼，事事以皇帝为尊，早请示、晚汇报，并无丝毫僭越之举。这番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人心，稳定了朝局，减少了因“主少国疑”而极易产生的政治动荡和投机心理。
其次，这种形式上的尊重，有力地维护了帝国权力体系的表面完整性和法统尊严。大秦帝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政体，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核心和国家象征，是政令合法性的唯一源泉。李斯作为臣子，无论其实际掌握的权柄有多大，在法理上、名分上，他始终是皇帝的辅佐者。他坚持“事事请示”，就是在公开地、反复地承认和强化这一根本原则。这使得帝国的权力运行，至少在程序上和公开场合，依然严格遵循着“皇帝决策、臣子执行”的固有模式，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断裂或异化。这对于维系整个庞大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保持中央政令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可以试想，倘若李斯抛开皇帝和太后，完全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发号施令，那么这些政令的权威性必将大打折扣，会受到各方质疑，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遇到更多的阳奉阴违和无形阻力。而经过请示程序、加盖了皇帝玺印的诏书，则具备了无可争议的法定效力，能够顺畅地贯通朝廷上下、直达郡县乡里，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李斯通过维护形式，实则巩固了权力执行的效率与广度。
再者，这种不厌其烦的形式上的尊重，也为李斯自己构建了一道极其有效的政治防火墙。宫廷政治波谲云诡，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意想不到的危机和挑战，如政策失利、天灾频仍、边患突起，或是其他政治势力的攻讦。如果李斯表现得大权独揽，将所有决策的功劳与风险都系于己身，那么一旦出现重大纰漏或无法预料的灾难，所有的矛盾焦点和罪责都将毫无缓冲地直接指向他个人。届时，他将瞬间成为众矢之的，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甚至可能被皇帝或太后（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被迫）当作平息众怒、转移视线的替罪羊。而他始终坚持“事事请示”，将最终决策（哪怕是形式上的画诺）归于皇帝和太后，就意味着重大的政治责任在名义上是由最高统治者共同承担的。这就在他个人与潜在的政治风暴之间，设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缓冲地带。当问题出现、需要追究责任时，人们首先会想到这是“皇帝的决策”或“太后认可的方略”，李斯所承担的更多是“建议”和“执行”层面的直接责任，其性质与“擅权专政”导致恶果的情形截然不同。这层精心维护的“尊重”形式，成了他保护自身权力、规避政治风险的重要铠甲，使其在权力巅峰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变局。
当然，庙堂之上从不乏目光犀利的明眼人，他们能够洞察这繁文缛节“形式”背后权力运作的实质。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李斯将这套形式做得如此周全、如此完美、如此无可挑剔，本身就体现了他超凡的政治手腕和深沉的心机。他不仅牢牢掌握了权力的实质，更极为精通权力运作所必需的“仪式感”和合法性包装。这种对形式近乎极致的讲究，使得即便有人对他心怀不满、暗中敌视，也难以在“不敬”、“跋扈”、“目无君上”这类最容易攻击权臣、也最具道德杀伤力的罪名上找到确凿而有力的把柄。反对者若想攻击李斯，其论点往往只能局限于具体某项政策的利弊得失，而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其“忠臣”、“谨守臣节”的公开形象和政治人设，这就大大增加了扳倒他的难度。
因此，李斯所孜孜不倦坚持的“虽具形式显尊重”，绝非可有可无的表面文章，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极其精妙、必要且有效的权力艺术。它如同一层被精心涂抹在坚硬权力内核之上的润滑剂和保护漆，既减少了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内部摩擦和刺耳噪音，又为其披上了一层合法、正当且令人安心（至少表面如此）的外衣。在这层“尊重”形式的遮蔽与修饰之下，李斯得以更加自如、也更加安全地驾驶着大秦帝国这艘庞大的巨轮，朝着他心目中的理想彼岸航行。他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对皇权始终如一的“形式”上的尊重，往往比实际权力的掌控，更需要耐心与智慧去刻意维系，也更能经受住复杂政治斗争的考验与时间的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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