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良犁”在田间地头取得的显着成效，如同一剂效力强劲的催化剂，极大地改善、甚至可以说是重塑了墨家与公输家传人之间的关系。往日那种因理念分歧、门户之见而导致的剑拔弩张、互不服气的紧张对立氛围，在实实在在的成果面前，悄然冰消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对彼此精湛技艺的由衷认可、以及为达成共同目标（改良农具、造福乡民）而产生的、更为理性、务实且富有建设性的交往模式。双方开始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就具体的技术难题进行探讨，甚至能够坦诚地指出对方设计或工艺上的不足之处，并共同寻求改进方案。
借着这股来之不易的和谐势头，李斯这位曾经的帝国丞相，以其深邃的政治智慧和长远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更大可能性。他并未满足于仅仅弥合两家工匠的裂隙，而是顺势而为，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园丁，开始小心翼翼地、有意识地将更多不同来源的“活水”——即其他学派的力量和思想，逐渐引入这个小小的、已然显现生机的乡野“实验场”。他旨在将这片试验田，从一个单纯的“技术合作点”，拓展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思想交流平台”。于是，一种更为宏大、也更具深远意义的“百家融合”景象，开始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悄然“现出雏形”。
这“融合”的雏形，首先也是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在具体的技术研发层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互补与协同创新。
在紧接着启动的、更为复杂的“筒车”项目中，墨、公输两家的合作变得愈发顺畅和深入，甚至开始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墨师凭借其对力学、水文学原理的精深造诣，负责整个筒车的宏观水力计算、核心轮叶的曲面形态设计以及不同流量下的效率模拟推演，力求将自然水能的利用效率提升至最高。而公输纬则充分发挥其家族在精密器械制造、材料处理方面的传统优势，主导关键传动部件（如齿轮、连杆）的选材（是选用韧性更好的青铜还是硬度更高的铸铁？）、复杂结构的精密加工（如何确保齿轮咬合严丝合缝且磨损最小？）以及整体框架的结构强度保障（如何应对洪水期的巨大冲击力？）。他们甚至开始共同探讨一些之前因门户之见而各自都未曾涉足或不敢轻易尝试的新结构、新工艺。例如，为了解决大型筒车中心轮轴在长期高负荷运转下的承重、磨损和润滑难题，他们打破了学派壁垒，将墨家对材料摩擦系数、应力分布的深刻理解，与公输家独步天下的金属热处理（如淬火、退火）、表面渗碳硬化等秘传技艺相结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设计并打造出了一种初步的、内嵌有储油毛毡的青铜轴承套。虽然这轴承套在李斯看来仍显简陋，远不及前世记忆中的滚珠轴承，但在这个时代，却无疑是思路上的重大突破，极大地减少了摩擦阻力，延长了器械寿命。这种超越门户之见的技术交融，如同不同元素的化合反应，催生出了更具创新性、实用性和耐用性的技术成果。
其次，这“融合”更深刻地体现在不同学派思想理念的碰撞、渗透与相互启迪上。
李斯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工匠们的技术合作。他有意识地将这种交流拓展到更广阔的思想层面。他时常邀请乡学中那位德高望重、有着深厚儒家学养背景的桓谨先生，参与他们的项目讨论会。起初，这位满口“仁义礼智信”、习惯于引经据典的儒生，与一群整天和木头、金属打交道的实干工匠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颇有些鸡同鸭讲的意味。桓谨先生更关心的是“礼乐教化”、“君子不器”。
然而，李斯巧妙地加以引导。他请桓谨先生不必谈论具体技艺，而是从“仁政”、“养民”的儒家核心理念出发，来阐述一件像筒车这样的高效水利设施，对于引水灌溉、抗旱保收、从而减轻农夫劳作之苦、使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进而实现“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当桓谨先生用“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使民得水利，乃圣王仁政之显也”这样的话语，将一项具体技术与宏大的治国安邦、仁爱百姓的理念联系起来时，墨师和公输纬等工匠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手中那些看似枯燥的技艺、挥洒的汗水，并非仅仅是“奇技淫巧”或谋生手段，而是实实在在地承载着“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深远社会价值，是与圣贤之道相通的。这种价值认同感，极大地提升了工匠们的职业自豪感和精神追求。
反过来，工匠们在讨论中展现出的极度严谨、务实（每一个数据都要求精确验证）、以及面对复杂难题时那种百折不挠、务求找到最有效解决方案的智慧，也让桓谨先生对儒家经典中“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抽象概念，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切身体会。他亲眼看到，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需要实践的检验；一项好的政策或理念，必须通过具体而有效的“器”与“术”才能落到实处。受此影响，桓谨先生甚至开始尝试在他主持的乡学中，打破“君子不器”的传统藩篱，向那些年纪稍长、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介绍一些最基本的杠杆、滑轮等机械原理，以及辨识土壤、根据节气安排农事等实用知识，认为这亦是“明理”的一部分，是将来更好地“服务桑梓”的基础。这一小小的改变，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悄然撼动着传统教育的根基。
再者，李斯自身所秉持的法家背景与极度务实的执政精神，为这种跨学派的融合提供了稳定的基石和清晰明确的导向。他始终强调，“实用”和“利民”是衡量一切技术发明、社会活动乃至思想论辩的最终、也是唯一的标准。一种学说再精妙，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便是空谈；一件器物再奇巧，若于国于民无利，便是淫巧。这种强烈的目标导向和实效原则，如同一条无形的准绳，有效地约束和引导着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使其不至于陷入空泛的哲学辩论、繁琐的考据或者狭隘的门户意气之争，而是始终围绕着“如何更高效地引水？”、“如何让犁铧更耐磨？”、“如何让乡民生活得更好？”这些具体而微的实际问题展开，力求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益。李斯如同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目光远大的舵手，沉稳地掌控着这艘汇聚了墨家、公输家、儒家乃至后来其他零星学派力量的航船，始终朝着“安民”、“富国”这一坚定不移的方向稳步前行。
甚至，一些其他学派的零星思想火花，也开始因各种机缘，在这片日益开放的“思想湿地”中闪现。曾有游学的道家方士路过此地，对那架利用自然之水力“无为而转”的筒车表现出浓厚兴趣，与墨师就“道法自然”（顺应水之本性）与“巧借物力”（通过器械引导利用）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讨。也有擅长农学、或许带有一些农家背景的士人，在看到改进的犁具后，并非一味夸赞，而是根据其对不同土壤特性和作物生长规律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诸如犁铧入土角度、深耕程度等方面的具体调整建议，使其更符合农时地力。这些交流虽然短暂、随机，如同蜻蜓点水，却进一步丰富了这片思想土壤的养分，带来了多元的视角和启发。
于是，在这偏远的、看似与时代洪流隔绝的乡野，一个奇特的、小规模的、却充满生机的“百家融合”生态圈，悄然形成并运作起来。工匠云集的工坊里，墨家与公输家的传人并肩劳作，敲打声、讨论声不绝于耳；乡间的学舍中，儒生桓谨先生向天真烂漫的孩童传授着开始融入经世致用新思想的道理；广阔的田野上，改进的“精良犁”翻起肥沃的泥土，巨大的筒车缓缓转动，将清冽的河水提上高岸，默默滋润着禾苗；而李斯那间简朴的茅舍，则成了这一切活动的思想交汇点、信息中转站和协调中心，他时而出言点拨技术关键，时而引导讨论方向，时而调和可能出现的分歧。不同学派的知识、技能、理念在这里碰撞、磨合、吸收、升华，最终都共同服务于“利民”这一最朴素也最宏大的主题。
这种“百家融合现雏形”的景象，并非李斯凭借其权威刻意规划设计、强行捏合的结果，而是他在彻底脱离权力中心、归隐田园后，基于对历史兴衰的深刻反思和对民生疾苦的真切体察，顺应时势，因势利导，如同春雨润物般，自然孕育出的宝贵产物。它既超越了秦始皇时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那种文化上的专制与单一，也不同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往往局限于学术圈子的口舌辩论、难以落地的状态，而是一种基于共同实践目标、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建设性的融合。它昭示着，当不同的思想流派能够放下历史的包袱与成见，面向现实需求，携手服务民生时，所能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和生命力。这融合的雏形虽小，仅局限于一方乡野，却或许隐隐指向了一条更为健康、更有活力、也更可持续的文明发展与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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