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在夏日的炙烤下蒸腾着肃杀与威严。
深宫之内,秦始皇嬴政刚刚批阅完一摞沉重的竹简,揉了揉眉心。
帝国疆域前所未有的辽阔,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也已统一。
但一种无形的、源自思想深处的躁动,却像地火一样,在帝国的肌理下潜行奔涌。
不久前,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之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紧接着,又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将数百名胆敢非议朝政、妄测天机的儒生、方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后世史书上那浓墨重彩又血迹斑斑的“焚书坑儒”。
然而,铁腕之下,并未能立刻换来万马齐喑。
恐慌在蔓延,暗流在涌动。旧六国的贵族遗老,虽身已臣服,心中却未必没有藏着故国的典籍与仇恨;那些诵法孔孟、秉持着“从道不从君”信念的儒生,更是将这次镇压视为对文明本身的戕害。
帝国的根基,在武力铸就的铜墙铁壁之下,似乎正被一种思想的流沙所侵蚀。嬴政深知,仅仅依靠杀戮和毁灭,并不能真正缔造他理想中“万世一系”的永恒秩序。他需要一种更彻底、更巧妙的方式来涤荡这些“杂音”。
就在这时,关于东海之滨那个新附藩国——东赵国的详细奏报,被送到了他的案头。
赵云龙与李牧,这两个自称承继战国赵国王室血脉与华夏衣冠的将领,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权。
他们奉大秦为宗主,言辞恭顺,但其国中制度、礼仪,乃至民众的服饰、言语,皆刻意模仿中原旧制,俨然一个海外孤忠的形象。这本来是一件彰显始皇帝威德远播的喜事,但此刻在嬴政眼中,却别有一番意味。
“保存华夏衣冠?”嬴政低声重复着奏章中的这句话,嘴角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大地图前,目光越过辽东郡,投向那片苍茫的半岛。“你们想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华夏’?”
一个大胆、甚至可以说带着几分冷酷讥诮的念头,在他那充满权谋与计算的心中逐渐清晰、成形。
帝国境内,那些即将被付之一炬的百家典籍,那些记载着与秦法格格不入思想的竹简木牍,那些等待坑杀、终日惶惶不安的儒生方士……他们不正是帝国“思想统一”最大的障碍吗?他们不正是先王旧制、百家争鸣的余孽吗?
既然赵云龙、李牧如此标榜自己承继华夏正统,渴望中原文明,那么,何不将这些在他们看来是“瑰宝”,在朕看来是“毒瘤”的人和物,统统打包送去?
这简直是一石三鸟的绝妙之计。
其一,是清理门户,根除内患。
将这些“无用”之书、“有害”之儒留在国内,迟早是动乱的种子。
他们的学说会蛊惑人心,他们的非议会动摇统治。一把火烧了,固然干净,但终究会留下暴戾之名,且无法完全禁绝其思想在暗地流传。
如今,将他们整体搬迁至遥远的海外,如同将脓疮从身体上彻底剜除,扔到茫茫大海之外。
隔着千山万水,他们再也无法对帝国的核心区域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这比单纯的杀戮更为彻底,是一种思想上的“流放”。
其二,是怀柔藩国,施以“恩典”。
对东赵国这个新附之邦,不能一味示以兵威,也需要施以文德。
金银财宝、丝绸器皿的赏赐固然寻常,而将这些在中原已成“禁忌”的百家典籍和饱学之士送去,无疑是一份极其特殊且厚重的“礼物”。
这仿佛在说:“看,你们所珍视的、所追求的,朕都给了你们。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赏赐,更是文化上的认同与托付。”
这份“恩典”足以让赵云龙、李牧感念皇恩,更能坐实他们“华夏文明海外守护者”的身份,满足其政治上的虚荣与合法性需求。
其三,是潜在的制衡与观察。
嬴政的深谋远虑,还在于他看到了更远的一步。将这些思想各异、学派林立的儒生和典籍集中于一地,他们自身就会产生矛盾。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他们的学说本就相互攻讦。
在远离中央的海外藩国,他们能否和谐共处?会否给东赵国带去繁荣,还是内部纷争?
这一切,都将成为帝国观察的一个绝佳窗口。若能借此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控制藩国的文化走向,岂非比直接派驻官吏更为高明?
念头既定,嬴政心中那股因国内动荡而积郁的烦躁,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他立刻召见李斯与负责此事的官员。
在灯火通明的宫殿中,嬴政的声音沉稳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朕闻东赵慕我华夏文明,心向王化。其王赵云龙,自称承赵之遗烈,欲存衣冠于海表。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他略一停顿,目光扫过垂手恭立的臣子,“然,国内近日,为整齐风俗,统一法度,于百家私学,多有厘清。其间,不乏博学之士,惜其执于古道,不合时宜;亦有先代典籍,虽有其价值,然于当今治道,已属冗余。”
李斯等人屏息凝神,不知皇帝意欲何为。
“朕思之,”嬴政继续说道,语气中带上了一种近乎戏谑的慷慨,“与其使珠玉蒙尘,贤才湮没,不若成人之美。可将原定处置之百家典籍,择其精要,不予焚毁;那些触犯律令的儒生、方士,亦免其死罪。将他们一并整理,移交东赵。就说是朕念其诚心,特赐予他们,以助其兴教化、立制度,俾使华夏文明,广布于蛮夷之地。”
这道诏令,让在场的官员都感到一阵愕然。将帝国的“思想垃圾”当作“文明厚礼”送给藩国,这实在是闻所未闻。但无人敢提出异议。皇帝的意志,就是帝国的律法。
诏令既下,整个帝国机器立刻高效而冷酷地运转起来。
在各地官府的库房中,原本已堆积如山、等待焚烧的竹简木牍被重新翻检出来。
官吏们按照一份粗略的书单,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着作,分门别类,打包装箱。
这些承载着古老智慧与思想的竹简,原本即将化为灰烬,此刻却被小心翼翼地装上牛车,仿佛它们真的是无价的珍宝。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荒诞的气息——毁灭的行动,披上了馈赠的外衣。
而在各地的监狱和临时羁押场所,那些原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儒生和方士,迎来了命运的剧变。
他们被逐一提审,被告知皇帝陛下天恩浩荡,念其学识,特赦其死罪。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自由,而是流放。他们将被送往遥远的朝鲜,一个只在传说中听过的蛮荒之地,去为一个名为“东赵”的藩国效力。
消息传来,囚徒们反应各异。
有人痛哭流涕,宁愿一死也不愿离开故土,认为这是比坑杀更残忍的惩罚,是“生入异域,死为野鬼”。
也有人在一片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微弱的生机。至少,性命保住了?而且,那个东赵国既然愿意接收他们和典籍,或许是一片能够延续学说、传承文化的净土?
总比在中原被彻底禁绝要好。复杂的情绪——恐惧、悲伤、一丝渺茫的希望,以及深深的屈辱,交织在每个人的心头。
他们被剃去头发,换上统一的囚服(或许在官方文书中,这被称为“使者随从”的制服),戴上沉重的桎梏,由小吏押送,组成了一支极其特殊的队伍。
队伍中,还有数十辆满载竹简的牛车,吱吱呀呀地行走在通往东方的官道上。这支队伍,不像凯旋的军队,不像朝贡的使团,更像是一支承载着一个文明复杂灵魂与沉重负担的悲怆迁徙队伍。
在辽东郡的边境,东赵国的使者早已得到消息,在此迎候。当看到这支由囚徒和书籍组成的庞大“礼物”时,使者们的脸上也写满了震惊与困惑。
秦国的官员面无表情地宣读诏书,将名册与物资清单一一交割。言辞之中,充满了上国对藩属的“体恤”与“恩赏”。
“此皆中原文脉之精华,陛下特赐尔国,望善加利用,勿负圣恩。”
东赵使者跪接诏书,心中却是波涛汹涌。
他们自然明白这“恩典”背后的真实含义。这哪里是单纯的赏赐,这分明是帝国将内部无法消化的矛盾与毒素,一股脑地倾倒给了他们。
接收这些人与书,意味着要承担起安置、管理乃至消化这些不同思想派别的巨大责任,这无疑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但,他们能拒绝吗?拒绝始皇帝的“赏赐”,等同于叛逆。
使者首领只得叩首谢恩,表示东赵上下,感激涕零,定当珍视这些典籍与人才,使其在海外发扬光大。
于是,在苍茫的暮色中,这支融合了悲怆、荒诞与一丝历史使命感的队伍,缓缓越过了边界,向着朝鲜半岛迤逦而行。
儒生们回头望去,故国的山河在视野中逐渐模糊,前方是未知的海外孤岛。他们怀抱着或许能保存下学说火种的微弱希望,踏上了流亡之路。
而那些厚重的竹简,在颠簸的牛车上相互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是先哲们跨越时空的叹息。
(马訾水(今鸭绿江)会见证,这只是第一批,后陆还有更多的,不利于大秦统治的人,被始皇逐出大秦,遣往赵氏朝鲜安置……)
咸阳宫中,秦始皇嬴政很快收到了首批放逐队伍已顺利交接的消息。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帝国内部的隐患似乎随着这支队伍的远去而减轻了几分。
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化输出”与“矛盾转移”。
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一道出于政治算计的诏令,将在遥远的朝鲜半岛,播下怎样深远的种子。
这些被中原抛弃的“糟粕”与“异端”,将在那片新的土地上,与当地文化融合、演变,最终孕育出独特而坚韧的文明脉络,在未来的千百年里,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反哺着整个东亚文化圈。
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一场帝国内部的清洗风暴,其最意想不到的后果,却是在海外成就了一片文化的绿洲。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夏日,秦始皇心中那个冰冷而大胆的念头。
《东赵国志》武王世家……始皇赐百家典籍及诸儒方士于王。王遂以保全华夏文明火种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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