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京内，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来客的争论尘埃落定，崔沅主持制定的《番夷事务管理细则》迅速颁行天下。
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海军力量的不断延伸，以及望海堡这类海外据点的建立，帝国面临的外部事务日益繁杂。
原有的由市舶司兼管、鸾台协调的模式，已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海疆局面。
这一日，紫宸殿内，气氛庄重。
不仅核心重臣在列，连几位常年驻守地方、熟悉边情及海贸的督抚也被紧急召见。
显然，有重大国策将要议定。
李昭华端坐龙椅，目光扫过群臣，开门见山：
“海疆万里，贸易日盛，番夷往来，纷争渐起。旧制已不足以应对当下之局。
朕意已决，设立专司衙门，总揽涉外及海疆事务，厘定法度，以固国本。”
她声音清越，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殿内众臣皆屏息凝神。
“即日起，于中枢设立‘理藩院’，专司处理与海外诸国、部落之外交、通商、朝贡（若有）、纠纷调处等一切事宜！原外务司并入理藩院，升格为部院级！”
“理藩院”三个字一出，不少老成持重的官员眼中都闪过惊异之色。
这是将海外诸国，无论强弱，都视作需要以特定礼仪和规则打交道的“藩属”或“邦交”。
“另，设立‘海关总署’，总揽全国各口岸之船舶出入、货物稽查、关税征收、打击走私等一切海关事务！原各地市舶司，皆归海关总署直辖！”
海关总署的设立，则是将海外贸易的管理从地方事务提升为国家战略，确保帝国从海洋贸易中获取最大利益，同时严防走私和非法渗透。
“此二衙署之主官，”李昭华目光转向文官队列，“由鸾台举荐，朕亲自裁定。”
崔沅立刻出列，她显然早有准备，朗声道：“陛下圣明！臣举荐，原外务司主事，苏琬，升任理藩院尚书。苏琬精通律例，熟悉外务，处事公允，可当此任。”
苏琬是崔沅着力培养的接班人之一，此举既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也是传承的延续。
“准。”李昭华没有任何犹豫。
“臣举荐，原漳州市舶使，林婉清，升任海关总署署正。”
崔沅继续道，“林婉清于漳州任上，推行新政，整顿海贸，卓有成效，且熟悉沿海情弊，由她执掌海关，最为合适。”
“准。”
两位在之前篇章中表现突出的女性官员，就此被推上了帝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最前沿，引得不少官员侧目，但也无人敢提出异议。
毕竟，在女帝麾下，能者居之，已渐成常态。
“机构已立，然无规矩不成方圆。”李昭华的声音再次响起，“崔沅。”
“臣在。”
“由你牵头，会同新设之理藩院、海关总署，及兵部、工部、刑部，制定《海洋法》与《外贸律》。
朕要看到清晰的法度，明确何为我国之海疆，我国之海权。
明确如何管理往来船舶，如何征收关税，如何处理海上纠纷，如何保护我国商民在海外之权益。
更要明确，若有外敌犯我海疆，侵我商船，该当如何！”
李昭华每说一句，语气便加重一分，到最后，已是杀意凛然：
“这《海洋法》，不仅要管我们自己的人，更要让那些番夷番国看清楚，这片海，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这《外贸律》，不仅要让我朝获利，更要定下规矩，让他们知道，想来做生意，就得按我大凤的规矩来！”
“臣，遵旨！”崔沅深深一拜，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这《海洋法》与《外贸律》，将是奠定帝国未来海洋秩序的根本大法，其意义之深远，绝不亚于任何一部内陆法典。
旨意颁下，整个帝国与海洋相关的机构开始迅速调整重组。
苏琬和林婉清分别走马上任，开始搭建理藩院和海关总署的班子，从各地抽调精通事务的干吏。
而一场围绕《海洋法》与《外贸律》制定的激烈讨论和细致工作，也在崔沅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
理藩院根据之前与外邦打交道的经验，提出外交礼仪、国书格式、纠纷仲裁的条款；
海关总署则依据多年管理贸易的实践，细化关税税则、货物检验标准、走私惩处办法；
兵部强烈要求加入关于海军巡逻、护航、以及对侵犯海疆行为拥有“无限自卫权”的强硬条款；
工部则关注技术标准，如船舶建造规范、航道测量与公布；
刑部则负责将各项罚则与《昭武律》进行衔接……
争论时有发生。例如，关于领海宽度，是沿用传统的“目视所及”还是划定明确的里数？
关于关税，是固定税率还是浮动税率？
关于对番夷犯罪的审判权，是完全由大凤法庭管辖，还是允许其领事（若有）有限参与？
每一次争论，崔沅都耐心听取各方意见，引导他们从帝国最大利益出发，寻找最务实、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案。
她常常彻夜不眠，审阅着浩如烟海的条款草案。
数月之后，两部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律法初稿终于完成。
《海洋法》明确宣称，大凤王朝对其沿岸特定范围内（最终定为“岸炮射程所及之三倍距离”）的海域拥有主权，对毗连区拥有管制权，并宣布对某些特定渔场和航线拥有优先权。
同时规定，帝国海军有权对任何在此海域内从事敌对、间谍、走私活动的外国船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条款措辞强硬，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气。
《外贸律》则详细规定了进出口货物的种类、税率、检验流程，明确了番商的权利与义务，设立了专门的海事法庭处理贸易纠纷，并特别强调，所有在帝国海域内或与帝国进行的贸易，必须遵守大凤律法。
当这两部律法的初稿被呈送到李昭华案头时，她仔细翻阅了整整一日。
最终，她提起朱笔，在扉页上，郑重地批下了一个字：
“可。”
随着玉玺盖上，帝国的海疆，第一次有了清晰的法理边界；帝国的海外贸易，第一次有了系统而权威的规则。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海外诸国通过各自的渠道得知后，反应亦是各异。
有的震惊于这东方帝国的强势，有的开始重新评估与大凤交往的策略，而像东卡洛斯公司这样的老牌殖民者，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衅。
帝国的海疆治策，自此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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