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便就利：从历史智慧到现代反诈的深度解析
“因便就利”作为一种古老的策略思想，其核心在于依托客观条件、利用现有优势达成目标。它既曾是兵家制胜的法宝、政治家纵横捭阖的利器，也被奸邪之徒化作投机取巧的手段。从历史深处的权谋博弈到当下复杂的社会骗局，这一策略的变种始终潜伏在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中。本文将系统拆解“因便就利”的内核，通过历史典型案例剖析其运作机理，揭露现代骗子的惯用手段，最终从古代智慧与现代方法中提炼识破与破解的策略，为应对各类“因便就利”式算计提供全面参考。
一、因便就利：策略内核与历史基因
“因便就利”并非单一计策，而是一套依托现实条件的行动逻辑。《孙子兵法·虚实篇》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里的“因敌变化”正是因便就利的精髓——不执着于预设方案，而是以现有资源、环境、对手弱点为支点，撬动最大收益。
从策略构成看，因便就利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借势（利用外部环境）、用巧（发挥自身优势）、乘隙（捕捉对手破绽）。三者的结合，使这一策略既能成就伟业，也能滋生奸谋。历史上，成功者与投机者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守住“顺势而为”与“顺势作恶”的界限。
二、历史深处的典型案例：正与邪的博弈
（一）正道之选：顺势而为的历史智慧
1. 韩信“背水一战”：以死地造生机
公元前204年，韩信率三万新兵攻赵，面对二十万赵军驻守的井陉口。常规作战必败无疑，但韩信敏锐捕捉到两大“便利”：其一，赵军主帅陈余轻敌，坚信“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其二，井陉道狭窄，赵军无法展开兵力，若断绝退路，新兵必拼死一战。
韩信故意让军队背靠河水列阵，断绝后退之路（借“死地”之势），同时派两千轻骑趁赵军倾巢而出时夺取营垒（乘“轻敌”之隙）。当赵军回师时，见营垒插满汉军旗帜，误以为主帅被俘，瞬间崩溃。此战的关键，在于韩信将“兵力劣势”转化为“必死斗志”，将“地形狭窄”转化为“限制强敌”，完美诠释了“因害为利”的高阶智慧。
2. 张居正“一条鞭法”：借时势推改革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混乱，民怨沸腾。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并未强行破旧立新，而是顺应三大“便利”：其一，商品经济发展使白银流通普及（借经济之势）；其二，地方官员早已私下尝试简化赋税（乘基层实践之隙）；其三，万历初年皇帝年幼，太后支持（用权力真空之机）。
他将复杂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白银征收，既顺应了货币经济趋势，又利用了地方已有经验，更借皇权稳固排除阻力。改革虽触及豪强利益，却因“因俗而治”减少了反弹，终成明朝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变革。
（二）邪道之谋：投机钻营的历史镜鉴
1. 安禄山“借边功反唐”：以信任为利刃
唐玄宗晚年，节度使安禄山凭借三大“便利”掀起安史之乱：其一，他以“胡人”身份示弱，向玄宗与杨贵妃献媚，甚至自请为杨贵妃养子，骗取“边将可信任”的印象（借“民族身份”作掩护）；其二，唐朝府兵制崩溃，边镇兵力远超中央（乘“军事失衡”之隙）；其三，玄宗沉迷享乐，朝政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内部矛盾尖锐（用“朝廷腐败”之势）。
安禄山一边以“御边”为名扩充兵力，一边散布“杨国忠谋反”的谣言，最终以“清君侧”为借口起兵。他的策略本质是“因帝王之昏、乘制度之弊、用信任之隙”，将朝廷赋予的边将权力转化为颠覆政权的工具，成为“因便就利”走向邪恶的典型。
2. 严嵩“借帝权专擅”：以媚上窃国柄
明朝嘉靖帝沉迷修道，不理朝政，严嵩抓住这一“便利”，成为权倾朝野的奸臣。他的手段有三：其一，精通嘉靖帝“青词”（修道祭天的文书），以“代笔”获得信任（用“皇帝偏好”之巧）；其二，利用嘉靖帝猜忌心理，陷害夏言等忠臣，扫清障碍（乘“帝王权术”之隙）；其三，借“修宫殿、炼丹药”之名敛财，将朝廷资源化为己有（借“皇权外衣”之势）。
严嵩的权谋证明：当权力缺乏制约时，“因便就利”会异化为“因权作恶”，而其破坏力往往远超明火执仗的恶行。
三、现代骗局：因便就利的变种与实例
当代骗子继承了“借势、用巧、乘隙”的逻辑，却将其与科技、社会心理结合，衍生出更隐蔽的手段。以下从“借势”“乘隙”“用巧”三个维度拆解典型骗局：
（一）借势：依附时代热点的骗局
1. 伪“区块链投资”：蹭技术风口
2017年起，区块链概念升温，骗子利用大众对“新技术=高收益”的认知（借“科技热”之势），伪造“区块链项目”，承诺“保本高息”。典型套路是：搭建虚假交易平台，用“拉人头返利”鼓励传销式推广（用“贪婪心理”之巧），当资金池达到一定规模后卷款跑路。
2020年“plustoken钱包”案涉案金额达400亿元，其核心就是借“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概念包装庞氏骗局，利用大众对技术的陌生感（乘“认知盲区”之隙），让投资者误以为“看不懂的就是高级的”。
2. 疫情期间的“爱心诈骗”：借灾难敛财
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骗子借“防疫”之势，伪造“慈善机构”账号，以“募集口罩、防护服”为名募捐（用“公益心”之巧）；或冒充“疾控中心”，以“核酸检测异常”为由要求转账“保证金”（乘“恐慌心理”之隙）。
上海警方曾破获一起案件：犯罪团伙伪造“武汉红十字会捐款链接”，3天内骗取200余万元。这类骗局的恶毒之处，在于将公众的善意与恐惧转化为敛财工具，而“疫情紧急”的背景又降低了人们的警惕性。
（二）乘隙：瞄准人性弱点的骗局
1. “杀猪盘”：用情感套牢钱财
骗子先在社交平台伪装“高富帅”“白富美”，与受害者建立恋爱关系（用“情感需求”之巧），待感情升温后，推荐“内部投资渠道”（借“信任基础”之势）。当受害者小额投入获利后（乘“贪利心理”之隙），逐步诱导大额转账，最终拉黑消失。
2023年杭州一起“杀猪盘”案件中，骗子伪装成“海外工程师”，与受害者恋爱半年，诱导其在虚假平台投入800万元。此类骗局的关键，是先“养猪”（建立情感信任），再“杀猪”（骗取钱财），将“情感需求”这一人性弱点转化为诈骗的“便利”。
2. 冒充“公检法”：借权威施压
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者身份信息（乘“信息泄露”之隙），冒充警察、检察官，以“涉嫌洗钱”“账户冻结”为由（借“公权力权威”之势），要求受害者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用“恐惧心理”之巧）。
这类骗局对中老年人尤为有效，因为他们对公权力有天然敬畏。2022年北京一位老人被“检察官”恐吓，48小时内转账1200万元，直到银行报警才醒悟。骗子的核心策略是：用“权威身份”压制理性思考，用“紧急情况”阻止受害者核实。
（三）用巧：利用规则漏洞的骗局
1. 电商“刷单诈骗”：借平台规则套利
骗子以“兼职刷单”为名，承诺“一单返利5%-10%”（用“低付出高回报”之巧）。初期让受害者刷小额订单并返利（借“信任铺垫”之势），待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后，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为由拒付本金（乘“平台监管漏洞”之隙）。
2021年全国刷单诈骗涉案金额超300亿元，其本质是利用电商“销量即流量”的规则漏洞，将“刷单”这一灰色行为包装成“兼职”，让受害者误以为“平台默许”，从而放松警惕。
2. “AI换脸”诈骗：借技术伪造信任
随着AI技术普及，骗子利用换脸软件伪造受害者亲友的视频（用“技术伪装”之巧），以“急事借钱”为由索要钱款（借“熟人信任”之势）。由于视频画面逼真，受害者往往来不及核实（乘“紧急情境”之隙）。
2023年广州某公司老板收到“合作伙伴”的视频通话，要求紧急转账200万元，事后发现视频是AI合成的。此类骗局的新变量，是技术降低了“伪造信任”的门槛，让“因便就利”有了更隐蔽的工具。
四、识破计策：从逻辑到细节的洞察
无论是历史权谋还是现代骗局，“因便就利”的核心是“利用信息差”——要么隐瞒关键信息，要么放大局部事实。识破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理性核查机制”，从以下维度逐层剖析：
（一）警惕“收益与风险失衡”
所有骗局的共同特征是“承诺远超合理范围的收益”。历史上，严嵩承诺“帮你升官”，前提是你要付出远超官职价值的贿赂；现代“区块链骗局”承诺“月息30%”，违背金融基本规律。识别方法：问自己“如果这是真的，对方为什么要告诉我？”——天上不会掉馅饼，反常收益背后必然有陷阱。
（二）核查“身份与权限匹配”
安禄山谎称“清君侧”，却直奔长安；“公检法骗子”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但真实司法程序中根本不存在“安全账户”。识别方法：对“权威身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二次核实——拨打110确认案件，登录官网验证机构资质，绝不相信“单线联系”“保密要求”。
（三）识破“情感与利益绑定”
“杀猪盘”用爱情包裹贪婪，“爱心诈骗”用慈善掩盖私欲。识别方法：将“情感因素”与“利益诉求”剥离——即使对方是“恋人”，涉及大额投资也要独立验证；即使是“救灾捐款”，也要通过官方平台捐赠。情感可以感性，但涉及钱财必须理性。
（四）关注“细节与逻辑自洽”
韩信背水一战的逻辑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有具体的战术配合；而骗子的谎言往往细节模糊——“区块链项目”说不出技术原理，“海外工程师”回避具体工作细节。识别方法：追问细节——“项目如何盈利？”“操作流程有何凭证？”逻辑漏洞总会在细节中暴露。
五、破计之法：古今智慧的融合与实践
应对“因便就利”的算计，古代与现代虽手段不同，但核心都是“切断其赖以生存的‘便利’”——要么瓦解其借势的基础，要么填补其利用的缝隙。
（一）古代破计：以制度防漏洞，以智慧化危局
1. 制度制约：消解“权力便利”
明朝朱元璋为防官员“因权作恶”，设立锦衣卫监察百官，颁布《大诰》曝光贪腐案例；清朝康熙设“密折制度”，让官员互相监督，防止地方督抚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这些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权力制衡”与“信息公开”，让“因便就利”失去操作空间。
2. 以静制动：破解“紧急逼迫”
三国时期，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司马懿被“城内平静”迷惑——若对方急于让你行动（如“限时转账”“过期不候”），往往是怕你冷静思考。古代谋士应对紧急诈术的方法是“拖”：先以“需请示上级”“准备文书”为由延缓，待对方压力减弱后再核查。
3. 反客为主：夺取信息主动权
北宋寇准在澶渊之盟前，面对辽军的军事威胁，不急于谈判，而是先击退辽军前锋，掌握谈判主动权。这一思路对现代反诈同样适用：当骗子试图用信息差误导你时，主动寻找第三方信息源（如咨询专业人士、查询公开数据），让对方失去信息优势。
（二）现代破法：科技赋能与体系防护
1. 技术反制：堵塞“工具便利”
针对“AI换脸”，科技公司开发“深度伪造检测工具”，通过分析视频中的“眨眼频率”“光影异常”识别伪造内容；针对“虚假平台”，监管部门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让骗子无处遁形。个人可利用“国家反诈中心App”，其“来电预警”功能能直接识别诈骗号码。
2. 法律严惩：摧毁“获利基础”
现代社会通过完善法律，让“因便就利”的骗局付出惨痛代价：《刑法》第266条将诈骗罪最高刑期定为无期徒刑；“断卡行动”冻结涉案银行卡，切断骗子资金链；“跨境追捕”让外逃骗子无处藏身。法律的威慑力，本质是提高“作恶的成本”，使其“无利可图”。
3. 教育普及：填补“认知缝隙”
社区通过“反诈讲座”揭露常见套路，学校将“金融素养”纳入课程，媒体曝光典型案例……这些措施的核心，是消除“信息差”。当公众熟知“刷单是诈骗”“安全账户是陷阱”时，骗子的“便利”便不复存在。
六、结语：在顺势与守正中平衡
“因便就利”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使用者的初心。韩信借势成就功业，安禄山乘隙祸国殃民；现代科技可以便利生活，也能被骗子利用。识破与破解的核心，始终是保持理性与敬畏——对反常收益保持警惕，对权威身份保持核实，对情感绑架保持清醒。
从历史到当下，人类与“因便就利”式算计的博弈从未停止。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识破每一个骗局，而在于建立一套“防患于未然”的思维体系：不贪意外之财，不凭单一信息决策，不被情绪裹挟行动。如此，方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既顺势而为，又坚守底线，让“便利”成为成就自我的阶梯，而非被他人利用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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