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重工的决策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椭圆长桌一侧，以陈继昌为首的管理层眉头紧锁；另一侧，沈墨带着两名技术官员和一位从省工信厅请来的专家，面前摊开着厚厚的智能转型方案。
“各位，”沈墨开门见山，没有废话，“重工的困境，根源在于传统路径依赖。转型智能制造，不是选择题，是生存题。”他示意助手打开投影，清晰的路线图呈现出来：“第一步，生产线数据化改造。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利用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对现有核心机床进行赋能，实现生产数据实时采集和效能分析。这一步，投资相对小，见效快，能立刻优化排产，降低能耗和废品率。”
一位分管生产的副总忍不住插话：“沈主任，道理我们都懂。可这套系统，投入不小，我们现在的现金流……”
“资金问题，已经有初步方案。”沈墨打断他，看向陈继昌，“省里的产业升级基金，对示范区内的标杆转型项目有倾斜。同时，顾晓梦总在省金控协调的‘白名单’专项贷款，可以优先支持。关键是，我们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能让人看到前景的方案。”
省工信厅的专家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沈主任的方向是对的。智能制造不是空中楼阁，就是从这种基础的数据化、网络化做起。我们厅里最近有个‘数字化车间’试点项目，清河重工如果方案成熟，可以优先申报。”
一线生机似乎出现，会议室里的气氛松动了一些。但质疑并未停止。
“就算改造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销售出身的一位董事泼来冷水，“市场不认，再好的技术也是堆废铁！”
“这就是第二步要解决的问题——产品升级和市场转向。”沈墨切换ppt，展示了基于数据分析的潜在市场需求图，“依托改造后的柔性生产线，我们可以转向定制化程度更高、附加值更大的特种设备、关键零部件。同时，利用示范区政策，与临港的港口机械、汽车制造企业深度绑定，嵌入他们的供应链。我们的市场，不能只盯着过去，要看向未来，看向区域协同带来的新空间。”
陈继昌目光灼灼地盯着路线图，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敲击。沈墨描绘的蓝图，与他内心对重工未来的模糊设想逐渐重合，但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依然让他难以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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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重工内部激烈讨论的同时，姜云帆的办公室里，一场针对转型方案的“把脉会”也在进行。受邀而来的，是两位与姜云帆关系密切的“经济顾问”。
“智能制造，听着高大上，但投入巨大，周期漫长，风险不可控啊。”一位顾问摇头晃脑，“反观地产，资金回笼快，能迅速解决重工的债务和现金流问题，稳定压倒一切。”
另一位接口道：“是啊，姜市长。重工那么多老工人，转型万一失败，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谁来负责？不如先利用地产项目回血，等形势好了，再慢慢谈转型也不迟。”
姜云帆慢条斯理地品着茶，等两人说完，才缓缓道：“两位专家的意见很中肯，稳妥是首要的。毕竟，几千工人的饭碗，不是儿戏。”他放下茶杯，对秘书吩咐：“把这两位专家的意见，还有地产方案的可行性分析，整理一份，送给陈继昌参考。让他结合沈主任的转型方案，综合考量嘛。”
这份看似公允的“综合考量”，实则是将一份充满诱惑且看似更“安全”的选项，摆在了焦头烂额的陈继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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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之下，陈继昌深夜独自来到重工的旧厂房。高大的车间在夜色中沉默矗立，里面那些他熟悉无比的机器，曾承载着清河的工业荣耀，如今却成了沉重的包袱。他抚摸着冰凉的机床，内心在天人交战。
坚持转型，前途未卜，一旦失败，万劫不复。
转向地产，或许能暂渡难关，但重工将彻底失去工业根基，沦为一家房地产公司，他陈继昌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他想起了沈墨坚定的眼神，也想起了姜云帆那句“稳定压倒一切”的暗示。
第二天，陈继昌约沈墨在重工的老厂区散步。他没有直接谈方案，而是指着那些斑驳的厂房和锈迹斑斑的龙门吊，声音沙哑：“沈主任，这些都是老一辈重工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接手的时候，老爷子就跟我说，厂子在，魂就在。我知道转型是唯一的路，可我……怕啊，怕这魂，断在我手里。”
沈墨看着这个曾经在商场叱咤风云如今却尽显疲态的男人，理解他肩上的千斤重担。他没有再用大道理说服，只是说：“陈总，断魂的，不是转型的阵痛，而是放弃希望的沉默。我们一起，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但方向，不能偏。”
就在这时，沈墨接到许半夏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急促，但逻辑清晰：“沈墨，我研究了重工的土地性质和早期政策文件。如果他们将工业用地转为商业开发，不仅流程极其复杂漫长，而且可能需要补缴巨额土地出让金，并面临政策合规风险。所谓的‘地产自救’，很可能是一个陷阱，或者至少，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和容易。”
这个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陈继昌耳边炸响。他猛地看向沈墨，眼中充满了后怕与震惊。
沈墨挂断电话，对陈继昌沉声道：“陈总，听到了吗？看似好走的路，可能布满荆棘。而看似难走的路，可能是唯一的生门。决策权在你，但所有信息和风险，我必须让你清楚。”
陈继昌仰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良久，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眼神逐渐变得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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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沈墨在办公室反复推敲转型方案的细节。岳川派人送来一本薄薄的、页面发黄的手抄线装书，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残卷，扉页上只有岳川手书的两个字：“工·序”。
沈墨摩挲着粗糙的纸页，若有所思。岳川是在提醒他，技术的革新（工）与流程的再造（序）必须相辅相成。重工的转型，不仅仅是设备的升级，更是管理理念、组织架构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
他提笔在方案的末尾补充了一条：成立“转型升级联合工作组”，由重工管理层、技术骨干、政府代表及外聘专家共同组成，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协同性。
他知道，说服陈继昌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蓝图变为现实，如何在姜云帆持续不断的干扰和旧有体系的惯性中，杀出一条血路。重工的命运，乃至清河传统工业转型的成败，都系于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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