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波罗的海沿岸，暖湿的海风裹挟着夏末最后一丝燥热，掠过立陶宛的麦田、爱沙尼亚的森林与拉脱维亚的湖泊，却吹不散三国土地上截然不同的人心浮动。
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讲话如同一场跨越国界的惊雷，在这片被大国博弈撕扯的土地上炸响：“愿全能的主庇护天主教的立陶宛，愿正义的力量守护这片信仰的沃土……”
当梵蒂冈的声音通过收音机里滋滋的电流，传到立陶宛维尔纽斯的每一条石板街时，全城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面包店的伙计停下了揉面的手，教堂前的老妇人摘下头巾贴在胸口，连街角玩耍的孩子都被大人拽到怀里，静静聆听着那道来自罗马的、带着宗教庄严感的声音。苏联早在莫斯科签署宣言，承认立陶宛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对长期在俄、德两大国夹缝中求生的立陶宛人而言，“独立”二字本身，就足以让他们忽略那些隐藏在宣言背后的阴影。而教皇的讲话，更像是给这份脆弱的独立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
“你听见了吗？教皇陛下说，德国会保护我们！”老木匠安塔纳斯攥着收音机的外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浑浊的眼睛里迸发出炽热的光。教皇的讲话，恰好给了他一个精神寄托——德国，这个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的国家，似乎成了立陶宛人眼中“拯救者”的化身。
维尔纽斯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很快聚集了数千名立陶宛人。有人举着十字架，有人挥舞着立陶宛红底金狮国旗，还有人捧着教皇的画像，高声呼喊着“感谢教皇！”“德国会守护我们！”的口号。
神父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双手合十，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广场：“孩子们，教皇的话语是主的指引。德国是文明的国度，是天主教的盟友，他们绝不会坐视立陶宛陷入危难。我们的信仰，终将带来救赎！”
人群中，年轻的教师埃娃却皱着眉，她没有加入欢呼的队伍，只是默默看着眼前狂热的人们。她曾在考纳斯大学学习历史，深知大国博弈的残酷——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早已将波罗的海三国划分为苏德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认立陶宛独立，不过是为了在与德国的对峙中争取时间；而教皇的讲话，或许只是宗教层面的安抚，又或许，是德国为了拉拢立陶宛、牵制苏联而放出的信号。“安塔纳斯大叔，”埃娃走到老木匠身边，轻声说，“德国真的会保护我们吗？他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您忘了吗？”
安塔纳斯猛地回头，眼神里满是愤怒与不解：“埃娃，你怎么能这么说？波兰是食尸鬼的国家，而我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皇陛下都这么说了，德国一定会区别对待我们的！你看看苏联人，他们试图夺走我们的土地，禁止我们自由信仰——难道你想回到被俄国人统治的日子吗？”
埃娃张了张嘴，却无法反驳。
就在立陶宛人被教皇的讲话与对苏联的不满裹挟着，陷入对德国的幻想时，北边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却对这种“幻想”嗤之以鼻。
塔林，爱沙尼亚的首都，坐落在波罗的海的芬兰湾南岸。1940年8月的塔林，街道整洁，市场繁荣，与立陶宛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市中心的国营商店里，货架上摆满了面包、黄油、香肠、糖果，甚至还有从苏联本土运来的棉布、肥皂和煤油——这些在立陶宛早已稀缺的物资，在爱沙尼亚却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市民们推着购物车，从容地挑选着商品，脸上没有立陶宛人的焦虑与狂热，只有一种安稳的平静。
“听说了吗？立陶宛人现在疯了，居然相信德国会保护他们，还把教皇的讲话当圣旨！”在国营面包店门口，面包师扬尼斯一边给顾客装面包，一边不屑地撇了撇嘴。他的妻子是拉脱维亚人，两人去年刚从里加搬到塔林，如今在爱沙尼亚过着安稳的日子。“他们是不是忘了，去年德国和苏联一起瓜分了波兰，现在又在法国战场上大打出手——德国要是真的在乎他们，早就出兵了，还会等到现在？”
排队买面包的人群中，一位穿着工装的工人附和道：“就是！他们以为信仰能当饭吃吗？我们爱沙尼亚加入联盟才多久，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多少？以前面包价格高昂，现在随便买；以前冬天没有暖气，现在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苏联运来的暖气片；孩子们上学不用花钱，还能免费领到课本和文具——这些，立陶宛人有吗？”
这位工人名叫阿尔诺德，曾是爱沙尼亚一家私营工厂的工人。在加入苏联之前，工厂的老板为了追求利润，不仅压低工资，还经常拖欠工资，工人们连温饱都难以保障。1940年1月，爱沙尼亚正式加入苏联后，工厂被国有化，苏联政府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还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设立了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制度。
更让阿尔诺德满意的是，苏联政府还投入了大量资金，修建了公路、铁路和发电站，改善了爱沙尼亚的基础设施。“以前我们去里加，要坐一整天的马车，现在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阿尔诺德笑着说，“立陶宛人羡慕我们还来不及，居然还想指望德国——德国能给他们这些吗？”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里加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最大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加入苏联后，苏联政府将里加定位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业中心”，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港口、建设工厂。在里加的港口，苏联的货轮源源不断地运来石油、钢铁、粮食等物资，又将拉脱维亚生产的机床、木材、水产品运往苏联各地。港口的工人收入大幅提高，许多人都搬进了苏联政府新建的公寓楼，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在里加的一家咖啡馆里，记者卡佳正和朋友谈论着立陶宛的局势。卡佳曾是拉脱维亚一家独立报社的记者，在加入苏联之前，报社因为刊登了批评政府的文章，被强行关闭，她也一度失业。
加入苏联后，她被聘为《里加真理报》的记者，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能自由地报道国内的建设成就。“立陶宛人太天真了，”卡佳搅拌着咖啡，语气中带着一丝怜悯，“他们以为德国会因为教皇的一句话，就放弃自己的利益，去保护一个弱小的国家？在大国眼里，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罢了。”
她的朋友，一位大学教授补充道：“而且，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苏联给我们的经济补贴，是实实在在的。据我所知，苏联政府每月给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补贴，相当于两国战前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些补贴，一部分用于改善民生，一部分用于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而立陶宛，虽然被苏联承认为独立国家，但他们的工资水平，还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他们不满的根源。可他们不想想，一旦投靠德国，别说经济补贴了，恐怕连面包都吃不上了。”
这位教授的话，道出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对苏联的认可——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苏联的制度，而是因为苏联给了他们“面包”。
在加入苏联之前，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长期依赖出口木材、水产品和农产品，经济结构单一，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很大。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曾让两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困苦。而加入苏联后，苏联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两国的产品提供了稳定的销路，巨额的经济补贴则解决了两国的财政困境，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着提高。
相比之下，立陶宛的处境则要尴尬得多。由于苏联只承认其“独立”，却没有将其纳入东欧的经济体系，立陶宛的产品无法进入苏联市场，只能依赖于动荡的欧洲市场。但同时，由于苏德协议中立陶宛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它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也难进行贸易往来，导致立陶宛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粮食短缺、物资匮乏、失业率飙升，这些问题让立陶宛人对苏联的“独立”充满了不满，也让他们更容易相信教皇的讲话，将德国视为“救世主”。
1940年8月的波罗的海，三国的命运如同三条平行线，却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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