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石桌旁。桌上摆着一盆热气腾腾的苞米面贴饼子，焦黄酥脆的嘎巴看着就诱人，一碟自家腌的咸菜疙瘩切得细细的，拌了香油，还有一大碗白菜炖豆腐，上面飘着几点油星。
母亲一个劲儿地给刘峰夹饼子，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看你瘦的，在外面肯定吃不好……” 父亲则沉默地喝着稀饭，就着咸菜，偶尔抬眼看看儿子。
饼子是记忆中的味道，带着柴火灶特有的焦香，嚼在嘴里扎实又熨帖。刘峰吃得很香，但看着父母身上洗得发白、打着补丁却浆洗得干干净净的旧棉袄，心里那点因为家境改善而升起的欣慰，又沉了下去。
“爸，妈，”刘峰放下筷子，斟酌着开口，“这两年，我往家寄的钱，应该不少了。怎么不置办点新衣裳？我看村里不少人家，鸡鸭也养得多了。咱家……”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父亲一声低沉短促的叹息打断了。
父亲放下手里的碗筷，摸出别在腰后的旱烟袋，慢吞吞地塞上烟丝，就着煤油灯的火苗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皱纹深刻的脸。良久，他才开口，声音带着一种被岁月磨砺后的沙哑和平静，却字字沉重：
“哪敢买呀。”
母亲夹菜的手顿住了，默默低下头。
父亲又吸了口烟，目光投向门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并不遥远的过去：“好几年前了，咱村新调来个书记，年轻，有文化，口号喊得震天响。今天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明天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定下规矩，各家各户，养鸡，最多三只。三只，是‘共产主义’。养了四只，那就是‘资本主义’，是思想有问题，是想发家致富走邪路。”
“衣裳也是。穿得破点旧点，补丁摞补丁，那是‘保持革命本色’，是‘共产主义’。谁要是穿了件没补丁的新衣裳，特别是料子好点的，那就是‘资产阶级作风’，是‘腐化堕落’。”
父亲的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子，一下下割在刘峰心上。他重生归来，忙着在时代的潮头搏击，知道那段岁月荒诞，却从未如此真切地听到，这些荒诞的“规矩”如何具体而微地、残忍地侵入像他父母这样最普通农民的生活。
“那时候，村头老王家，媳妇坐月子，娘家心疼，多送了两只鸡来想给补身子。结果让人举报了，说养了五只鸡，是‘大资本主义’。”父亲吐出一口浓烟，眼神有些空茫，“鸡被当场打死，老王挂着牌子在村里游街，他媳妇气得差点没了奶水……后来，老王一家在村里，好几年抬不起头。”
母亲在旁边，用围裙角擦了擦不知不觉又湿润的眼角。
“但日子还得过啊。”父亲磕了磕烟灰，语气重新变得平淡，却透着一股庄稼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坚韧，“新衣裳不敢穿，就穿旧的。旧衣裳破了，就补。补丁厚实，穿着也暖和。鸡不敢多养，三只就三只。精心喂着，下的蛋，攒起来换点盐，换点针头线脑，或者……实在馋了，偷偷炖一个，门窗关严实了，别让人闻着味儿。”
“就这么的，一年，两年……慢慢的，也就过来了。”父亲说完，不再言语，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煤油灯的光晕将他佝偻的身影投射在土墙上，显得格外苍凉，又格外顽强。
堂屋里一片寂静，只有灯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
刘峰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鼻尖发酸。他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粗糙开裂的手，身上浆洗得发硬的旧棉袄，眼前仿佛浮现出他们在这荒诞的岁月里，如何谨小慎微地守着那“三只鸡”的界限，如何将一件衣服补了又补，如何在深夜里紧闭门窗，只为喝上一口不敢见光的鸡汤……他们用最卑微的姿态，最顽强的耐力，对抗着那个扭曲的时代加诸于身的荒唐与困顿，只为了把日子，一天天、一年年地“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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