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表匠》发表后引发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这篇不足两千字的随笔被多家报刊转载，电台邀我做访谈，出版社递来橄榄枝。突如其来的声名像一场没有预兆的暴雨，将我困在编辑部的会客室里，面对一个个闪着红光的录音设备。
“您是如何挖掘到这些底层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的？”
“下一步创作计划是什么？会考虑写更宏大的题材吗？”
“有评论说您的文字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文化回归，您认同吗？”
问题一个接一个，我却感到自己在不断缩小，仿佛那个伏案写作的邱枫正在与这个被冠以“作家”头衔的陌生人剥离。我机械地回答着，声音穿过麦克风变得陌生而空洞。
终于送走最后一拨访客，我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主编递来一杯热茶：“晕船了？”我点头。他望着窗外车水马龙：“记住，潮水涨得越快，退得也越急。文字要经得起晾晒，就得先经过淬火。”
那晚我逃回学校，在图书馆闭馆前溜进古籍阅览室。灯火已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映着书架深沉的轮廓。我独自坐在常坐的角落，将额头抵在冰凉的书架上，试图找回那份最初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纸张、油墨与岁月的味道，这里没有追捧与追问，只有无数沉默的灵魂安卧于书脊之后。
“邱枫？”
一个轻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乔雀抱着几册函套古籍站在光影交界处，脸上带着些许讶异。“闭馆了，”她提醒道，语气里没有责备，“你还好吗？”
我勉强笑了笑：“来找找锚点。”
她了然地点点头，没有多问，只是将怀中的书册轻轻放在附近的书车上。“有时候，”她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修补一页残卷，最重要的不是还原它原本多华丽，而是理解它为何残缺，又因何值得被修补。”
她转身离去，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我独自坐在黑暗里，反复咀嚼着她的话。是啊，我的文字若不能先安顿好自己的灵魂，又如何去触碰他人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推掉了所有采访和演讲，回到菜市场、公园、老街。但这次，我不再是那个带着猎奇心态的观察者，而是尝试成为一个安静的在场者。我在凌晨三点的豆浆摊前，听老板娘说起女儿考研失利后抱着她大哭；在街角修鞋铺，老师傅一边绱鞋一边哼着走了调的《玉堂春》；在即将拆迁的老剧院门口，守门人用布满老茧的手抚摸大理石柱上的刻痕。
我不再急于记录，而是让这些瞬间慢慢沉淀。当笔尖再次触碰稿纸时，我不再思考结构技巧，只诚实地写下修鞋师傅哼唱时眼里转瞬即逝的泪光，写下老剧院守门人那句“柱子冷了，再没人靠在这儿等开场了”。
新写就的《守夜人》没有发表在专栏上，我把它投给了一家发行量很小的纯文学杂志。主编打来电话，说这篇让他想起了早年的汪曾祺。我握着话筒，第一次没有去在意评价，只是庆幸自己终于又触摸到了文字该有的温度。
窗外，初夏的雨正敲打着梧桐叶。我在新打开的文档里写下：“写作或许就是一场漫长的守夜，在喧嚣退去的寂静里，守护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微光。”
墨迹在纸面洇开，我知道，这场淬火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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