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毕业，一种无形的压力开始弥漫。周围的同学纷纷谈论着求职、考研、稳定的未来。父母打来的电话里，也渐渐多了对“正经工作”的关切。我那一本本诗稿，在现实的秤砣上，似乎显得轻飘飘的。
我尝试着投递了几份简历，去了一家文化公司面试文案岗位。面试官看着我的作品集，眉头微蹙：“胡小姐，你的文字很有灵气，但恐怕不太符合我们商业文案的要求。我们需要的是更直接、更能带动消费冲动的文字。”
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体内某种东西在抗拒。我的诗，不是为了“带动冲动”而生的。
我带着些许迷茫，再次去了植物园。竹琳正在温室里观察一株罕见的黑色兰花，它姿态孤傲，在百花争艳的温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又自成一格。
“它不好培育，”竹琳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头也没回，轻声说道，“需要特定的湿度、光照，甚至对声音都很敏感。很多人觉得它太麻烦，不如其他兰花讨喜。但它就在这里，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开出独一无二的花。”
她转过身，看着我：“诗，大概也是这样。它不一定要长在大多数人认为肥沃的土壤里。”
那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锁。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不安从何而来——我差点为了寻找一片所谓的“沃土”，而忘记了自己这株植物本该生长的环境。
我谢绝了所有与文字相关的“正规”工作邀约，在离学校不远的老城区，租下了一个带小阁楼的房间。阁楼很小，窗户却正对着一棵年岁久远的梧桐树。我用稿费和自己存下的钱，把它布置成了我的“诗巢”——四壁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地上散落着坐垫和草稿，窗台上养着几盆好活的绿萝。
我决定给自己一年时间，纯粹地阅读、行走和写作。我继续着我的市井漫游，诗歌依然是我与世界对话的主要方式。同时，我开始整理大学以来的诗作，筛选、修改，准备我的第一本诗集。我给它取名《心源活水》，取自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提醒自己创作的源泉，永远在于真实的生活与鲜活的感受。
生活变得简单而充实。白天，我在阁楼写作，或出门“采风”；晚上，我会去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打工，不是为了生计（之前的积蓄和偶尔的稿费尚可支撑），而是为了保持与人群的接触。咖啡馆的同事们都知道我是个“诗人”，有时会好奇地问我在写什么，我会给他们念上一两首，他们的直白反应——听懂了的会心一笑，或者没听懂的茫然眼神——都是我检验诗歌的珍贵尺度。
诗集整理的过程，是一次对过去的梳理，也是一次重新出发。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最初稚嫩的诗句里，藏着最本真的目光；而那些后来技巧稍熟的作品，如果失去了那份真诚，便显得空洞。
一个雨夜，我坐在阁楼的窗边，听着雨打梧桐的声响，整理到了那首《莲叶记事》。看着那句“阳光跌碎在莲叶上”，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与竹琳一起的宁静午后。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平静的确定。
我知道，前路或许依然未知，清贫也可能常伴。但能够遵从内心，让诗意的活水持续流淌，用文字捕捉并记录这个世界的细微颤动，于我而言，这便是最“正经”的生活。我的诗篇，不必在别处，就在这间小小的阁楼，在这条熟悉的街道，在我行走的每一步路上，自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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