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厂里，早几年进厂的技校生，都会被后来的师弟师妹们尊称一声“师兄”、“师姐”。造型班的那位大师姐，叫陈文洁，干活时安静专注，技术是班里拔尖的，模样也周正，只是性子有些内敛。她恋爱了，对象是杨军办公楼的同事，叫赖国宝。这在厂里不算稀奇，工农结合，双职工家庭是常态，也被看作稳定。
两人的恋情起初在地下悄悄进行，像车间角落里顽强生长的野草。办公楼的工作相对清闲，赖国宝会“恰好”路过造型班，递给陈文洁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或是用饭盒装着几块食堂难得的红烧肉。陈文洁则会默默把他工作服上刮破的口子，用最细密的针脚补好。
“文洁姐，国宝哥又来找你啦？” 相熟的小姐妹会挤眉弄眼地打趣。
陈文洁总是微微红着脸，低下头，嘴角却抿着一丝藏不住的笑意。赖国宝则嘿嘿笑着，挠挠头。那段时光，连车间里飞扬的型砂和机油味，都仿佛掺进了淡淡的甜。
然而，当恋情走向谈婚论嫁，需要摆上台面时，阻碍出现了，且异常坚硬——赖国宝的母亲。
那是一位在厂医院工作的医生，丈夫也是厂里的中干。在她精心规划的蓝图中，自己唯一的儿子，堂堂国营大厂的干部，理应找一个门当户对、有正经学历、体面工作的姑娘，比如教师，比如医生，最不济也该是办事员。一个整天跟砂土、模具打交道的“造型女工”？这完全超出了她的接受范围。
“国宝，你昏了头了？”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尖利而不容置疑，“那个陈文洁，我打听过了，技校毕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她跟你有什么共同语言？将来能教育好孩子？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放？”
赖国宝试图争辩：“妈，文洁人很好，踏实肯干，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开心？开心能当饭吃？” 母亲打断他，“我告诉你，只要我还在，你就别想把她娶进门！趁早断了！”
母亲的反对如山般压下。两人不敢公开了，只能转入更隐秘的“地下”。约会地点从厂区林荫道换到了更远的山边，见面时间也常常是深夜交接班前后。陈文洁的眼神里，渐渐多了忧愁。赖国宝也日渐沉默，夹在挚爱和亲情之间，左右为难。
他母亲的行动力却远超他们的抵抗。眼见儿子似乎铁了心，这位强势的医生母亲彻底“急眼”了。她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关系，甚至联系了远在成都老家的亲戚和旧日同窗，不知费了多大周折，竟然真的在成都某单位为自己和儿子谋得了调动名额。
“国宝，工作已经联系好了，成都那边，发展机会比这里好得多。” 母亲的声音带着不容反驳的决断，“下个月就过去报到。妈和你一起调过去！”
赖国宝如遭雷击，他去找陈文洁，两人在空旷的废料场后面见了最后一面。晚风萧瑟。
“文洁，我……我妈她……” 赖国宝痛苦地抱着头，语无伦次。
陈文洁脸色苍白，她已经从别处听到了风声。她看着眼前这个深爱却无力抗争的男人，心一点点冷下去，最终只是轻轻问：“非走不可吗？”
赖国宝不敢看她的眼睛，点了点头。
长久的沉默后，陈文洁转过身，声音飘忽得像要散在风里：“那……你保重。”
赖国宝就这样被母亲强行带离了重庆，调去了成都。起初还有几封书信往来，信纸上的字句从浓烈到平淡，从频繁到稀疏。距离、时间，以及家庭那座无形的大山，终究慢慢磨蚀了本就艰难的感情。联系，渐渐断了。
赖国宝走后，陈文洁像变了个人。她更沉默了，几乎成了车间里一个无声的影子。曾经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总是低垂着，盯着无尽的砂型或模具。原本光洁的脸上，不知何时蒙上了一层驱不散的暗沉，眼角嘴角早早地爬上了细纹。明明才三十出头的年纪，憔悴得却像是四十多岁。她依然拼命工作，仿佛只有肉体上的疲惫，才能暂时麻痹心里的空洞。小姐妹们私下叹息：“文洁姐这辈子，怕是让赖家给毁了。”
蹉跎到三十五岁，在家人的催促和现实的考量下，陈文洁终于和厂里一位比她年长几岁、同样性格沉闷的技术员结了婚。婚礼简单潦草。婚后，两人看起来相敬如宾，从未红过脸，但也鲜少有亲密的笑语。他们像两条平行线，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各自延伸。最让人唏嘘的是，或许是因为心灰意冷，也或许是因为年纪实在大了，两人始终没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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