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流转，金光并未如往常般只展现帝王功业，而是将朱元璋统治中那些被刻意淡化的阴暗面逐一呈现。
这位以铁腕着称的开国皇帝，在缔造大明盛世的同时，也埋下了诸多隐患，其负面影响甚至延续至明朝灭亡。
《李朝实录》中有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
及帝之崩，宫人多从死者。
这指的是朱元璋死后实行的殉葬制度。
根据明朝官方史料隐晦的记载，至少有46名妃嫔为朱元璋殉葬。
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对这些殉葬宫人的家属进行了，恰恰证实了这一残酷制度的存在。
殉葬过程极其残忍。
据野史记载，被选中的宫妃先被安排宴饮，随后引入特设的殿堂。
殿内预先放置小床，让殉葬者站在床上，将头伸入预先悬挂的绳套中，随后撤去床具。
这种制度不仅残忍，更开创了恶劣先例，为后世明朝皇帝所效仿，直到明英宗时期才被废除。
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大诰》三编，实际上建立了一套超越《大明律》的特别法体系。
其中规定的刑罚极其残酷，如剥皮实草抽肠凌迟等酷刑被广泛使用。
在府州县衙门旁特设皮场庙，专门处置贪官，将其人皮剥下填充稻草，悬挂示众。
空印案和郭桓案中，朱元璋的处置更是令人发指。
空印案处死主印官员数百人，杖责充军者数千；郭桓案株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数万人。
这种过度株连造成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局面，严重破坏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
锦衣卫的设立开创了明代特务统治的先河。
这个最初仅负责仪仗的亲军机构，逐渐演变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组织。
他们密缉伺察，可以不经过正常司法程序逮捕审讯官员，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的恐怖气氛。
朱元璋还鼓励民间告密，规定凡民人告官，实者赏，虚者免罪。
这导致诬告成风，奸民借此报复私怨，有司莫能辨。
在《大诰》中，他甚至鼓励耆民赴京面奏，绕过正常行政体系，直接向他举报地方官员。
朱元璋因出身卑微，对文字特别敏感，酿成了明初残酷的文字狱。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表文中有作则垂宪被诛，因音近；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睿性生知被杀，因音近。
这些案件不仅荒谬，更严重扼杀了文化发展。
他还大规模删改典籍，特别是对《孟子》中民贵君轻等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内容进行删节。
下令编纂《孟子节文》，删除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八十五条内容，开创了肆意篡改经典的恶例。
朱元璋推行的海禁政策影响尤为深远。
他下令片板不许下海，严格禁止民间海外贸易。
仅允许有限制的朝贡贸易，且三年一贡，严格限制规模。
这一政策不仅使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骤然中断，更使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潮流。
在《皇明祖训》中，他将日本、安南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同时强调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这种封闭自守的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继承，最终导致中国与世界的脱节。
朱元璋推行的户籍制度将民众严格分为民、军、匠、灶等籍，世袭罔替，不得更改。
军户必须世代当兵，匠户必须世代做工，这种严格的人身控制严重限制了社会流动。
特别是军户制度，造成军士逃窜，十室九空的惨状。
里甲制度的推行，将民众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百姓外出必须持有，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
这种严密控制虽然有利于社会安定，但也严重限制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
虽然朱元璋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其某些经济措施却造成了负面影响。
特别是宝钞的过度发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时，规定一贯宝钞值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宝钞已贬值到一贯仅值铜钱160文。
重农抑商政策也被推向极端。
他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商贾只能穿布衣；农民可以考科举，商贾子弟被限制参考。
这种歧视性政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明初经济结构趋于僵化。
朱元璋建立的这些制度，对明朝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务统治为后来的东厂、西厂开启了先例；严刑峻法导致明中期后官员因循守旧，不敢作为；海禁政策使中国错失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殉葬制度更是一直延续到明英宗时期才被废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虽然加强了皇权，但也导致后世皇帝不得不依赖内阁和司礼监，最终造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他分封诸王的政策，更直接导致了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目睹这些历史真相，无不深思：一个伟大的开创者，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残酷的专制者；一个勤政爱民的皇帝，也可能是一个多疑残忍的暴君。
朱元璋的统治充分证明，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在他的光辉业绩背后，这些阴暗面同样构成了完整的历史真相，警示着后世治国者：任何制度都需要在效率与人性、集权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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