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惟几，撤兵了。
他像一个输光了所有赌注的赌徒，狼狈地从长沙的牌桌上站了起来，去救他那个即将被大火吞噬的“老巢”。
十月六日，日军先头部队退至新墙河南岸。
直到十月九日，最后一支日军才狼狈撤回新墙河以北。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虎头蛇尾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从结果上看，中国军队又一次“收复”了长沙。
中国的报纸上，也再一次刊登出了“第二次湘北大捷”的醒目标题。
然而，在这片虚假的、自欺欺人的“胜利”喧嚣之下，一场真正的、充满了愤怒与羞耻的风暴，正在重庆和南岳的上空，疯狂地酝酿。
我们把镜头，转向南岳的军事会议。
会场上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第九战区的所有高级将领，都低着头，噤若寒蝉。
主席台上，蒋介石脸色铁青。
他将一份战报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
这份战报，不是第九战区自己写的、那个充满了“辉煌战果”的报告。
而是，军令部长徐永昌，派人从长沙的外国传教士和武官那里搜集来的、真实的战地报告。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也很残酷：
日军在九月二十七日，突入了长沙，兵力约两万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日军进城之前，就已经将长官部，撤退到了后方的渌口。
所谓的“反攻”，不过是在日军因为宜昌被围而主动撤退之后，进行的“尾随追击”。
真相，像一把锋利的、冰冷的刀子，戳破了“湘北大捷”那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
蒋介石，站了起来。他指着台下，以薛岳为首的一众第九战区将领，用一种近乎咆哮的、充满了失望与愤怒的声音，痛斥道：
“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定可打败敌人，定可俘获敌人很多官兵，定可缴获敌人无数军械！”
“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有五千！五千没有，总要有一千！一千没有，少而言之，也应有百人！”
他，顿了顿，将声音，提高到了顶点：
“而你们，上报的俘虏，不到8个！枪，也只有10余支！你们，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整个会场，一片死寂。
薛岳，这位平日里威风八面的“老虎仔”，此刻，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涨红了脸，一言不发。
这场“丢尽了脸”的检讨，深刻地，揭示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本质：
它是一场，因为情报的泄露和指挥失当，而导致的、军事上的耻辱失败。
它又是一场，因为“围魏救赵”的成功，而取得的、战略上的侥幸胜利。
但对于薛岳，这个骄傲的“老虎仔”来说。
这场胜利，比任何一场失败，都更让他，感到耻辱。
他在会议之后，回到了长沙。
他将那张，写着“耻辱”二字的作战地图，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知道，日本人一定会再来。
而他，和他的第九战区，也必须，用一场真正的、无可争议的、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洗刷，这一次的灰烬与耻辱。
他开始厉兵秣马。
他开始重新审视第二次会战的教训。‘天炉战法’的框架本无错，错在情报泄露让伏击圈成了日军的‘猎物陷阱’。
他下令更换全军通讯密码，在‘天炉’的每个伏击节点增设预备队，避免再因预判失误陷入被动。
整个第九战区，都笼罩在一种，卧薪尝胆、知耻后勇的氛围之中。
而另一边，那个在宜昌差点被逼得剖腹自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也对中国军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心理阴影”。
他们在战报里将第六战区的第 2 军、第 75 军称为“重庆军中最具冲击力的部队”，正是这两支部队的猛攻，让第十三师团伤亡逾三千，65 联队、104 联队几乎失去进攻能力。
这种敬畏，将在不久之后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深刻地，影响到日军的判断和决心。
一场看似已经结束的战役，它所投下的阴影和埋下的火种，却依然在暗中，悄悄地改变着棋局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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