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惟几，正做着 “纸糊空城” 的美梦。
而另一边，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署里，薛岳和他麾下的将士们，也早已磨刀霍霍，准备用一场真正的胜利，来洗刷上一次的耻辱。
薛岳在经历了第二次长沙会战那场 “丢尽了脸” 的检讨之后，痛定思痛。
据说，那段时间，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只是对着那张巨大的湖南地图，一遍又一遍地复盘。他知道，自己的 “天炉战法” 在大的战略方向上没有错。
错，错在了对情报的过分依赖，和对敌人战术变化的预判不足。
这一次，他不再去猜敌人的电报里写了什么，只相信脚下这片早已烂熟于胸的土地。
他进一步完善了 “天炉战法”，在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后，将整个战法提炼为十六字核心：“后退决战，争取外翼，正面阻击，侧后迂回”。
这十六个字说起来简单，却藏着精妙的军事哲学：
“后退” 是为了诱敌深入，把敌人的优势火力消磨在湘北的山林与水田之间；
“决战” 是将最终战场定在长沙城下，毕其功于一役；
“正面阻击” 让防线部队化身血肉磨盘，一点点耗干日军的锐气；
“侧后迂回” 则是让外翼主力绕至敌人身后，等日军疲敝时猛地收紧 “炉口”。
为了让这个 “天炉” 烧得更旺，薛岳几乎将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嵌进了战法体系：
他让第二十军坚守新墙河第一道防线，承担首波阻击；
第三十七军联合第九十九军布防汨罗江第二道防线，延缓日军推进；
第七十九军扼守捞刀河第三道防线，挡住日军逼近长沙的最后一步；
另将第五十八军部署在平江右侧翼，专门侧击日军的粮道与退路，像一把尖刀悬在敌人后方。
他把刚刚在上高会战打出威名的第七十四军，放在浏阳、醴陵一线作为东翼突击主力，等日军深陷长沙城下时，这支部队便从侧后方发起合围；
真正的总预备队则交给第九十九军第 92 师，随时填补防线缺口。
而最核心、也最悲壮的任务 —— 守卫长沙这个 “炉底”，他交给了第十军。
这个任命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因友军配合失当、情报泄露而受挫的将领，战后虽曾被撤职，但蒋介石查明原委后，在 1941 年 10 月便为他复职。
如今让这支部队守核心阵地，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薛岳力排众议。他看中的，正是第十军上下被羞耻与愤怒点燃的、渴望一雪前耻的 “哀兵” 之气。
对于李玉堂和整个第十军的一万五千余名官兵来说，这不是普通的任务，而是一场 “挣回脸面” 的生死局。南岳军事会议上委员长的怒吼，像鞭子一样日夜抽在每个人心上，他们早已成了第九战区的 “话柄”。
这一次接到 “死守长沙” 的命令，全军都弥漫着悲壮到近乎疯狂的决心 —— 他们不要军功章，不要奖赏，只要 “荣誉” 二字。
第十军的官兵在长沙街头巷尾贴满标语，最醒目的一句是：“与长沙共存亡，雪前耻振军威”。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这位日后将以衡阳血战名震中外的悍将，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把家属送回后方，再当着全师官兵的面折断佩剑：“我方先觉在，长沙在！今日此剑断，便是我等战死之时！”
军长李玉堂更是断了所有退路。他下令收缴长沙城内所有可用于渡江的私藏船只，又协调第九战区江防司令部封锁湘江航道。
他要让全体将士都明白，此战只有 “死战” 一条路。
战前视察时，一个年轻士兵看着湘江上巡逻的江防炮艇，忍不住问身边的老班长：“班长，要是顶不住了咋办？” 老班长狠狠瞪了他一眼，吐掉烟头用脚碾灭，又拍了拍士兵腰间的手榴弹：“咋办？没得办！要么，把鬼子，扔到湘江里喂王八！要么，咱们自己，就变成这长沙城里的一抔土！”
在长沙城内，第十军官兵和市民一起，把整座城市改造成了一座浑身是刺的战争堡垒。他们在城郊依托地形，构筑了无数 “梅花桩式” 地堡群，每个地堡群由 3 到 5 个地堡组成，彼此形成交叉火力，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踏过血肉；城内的主要道路上，铁丝网、拒马与地堡层层叠叠，每一栋高大建筑都被改造成能互相支援的火力点；湘江水域里，江防部队布设的水雷顺着水流漂荡，阻断日军从水路增援的可能。
李玉堂在视察完所有工事的那个傍晚，站在城南的阵地上，对围拢过来的士兵们做了最后的战前动员。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弟兄们！上一次我们在这里丢了脸，这一次，要在同一个地方挣回来！我的指挥所就在城中关帝庙，鬼子要打进城，先踏过我的尸体！我们没有退路，要么把鬼子扔回湘江喂王八，要么就变成长沙城里的一抔土，用我们的血，洗干净所有耻辱！”
这是一支哀兵，带着前败的烙印渴望重生；
这是一座绝城，用钢筋与血肉筑起不可逾越的屏障；
这更是一个滚烫的天炉，正等着狂妄的敌人走进来，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熔铸属于第九战区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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