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黄昏。
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在团长刘放吾的率领下，经过一昼夜急行军，终于抵达仁安羌外围。
他们是一支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部队：全团算上炊事兵和勤务兵，总计约一千七百人，风尘仆仆的脸上还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身上穿着英军配发的卡其布军装，扛着英制恩菲尔德步枪和布伦轻机枪。而在他们对面，是早已严阵以待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精锐作间部队，约两千一百人，含步兵、山炮、工兵分队，占据着白塔山高地和平墙河大桥，以逸待劳，装备精良。
更不要说，在他们的包围圈里，还困着七千多名早已丧失战斗意志的英军，以及约五百名随军家属、记者、传教士。这是一场一千七百人对两千一百人的豪赌：赌桌的一边，是中国军人信守盟约的 “国格”；另一边，是这一千七百多名中国好儿郎的年轻生命。
英缅军第一军团司令斯利姆将军，派联络官弗格森少校赶到刘放吾的临时指挥部。这位英国少校平日里带着殖民官员的傲慢，此刻脸上却写满焦虑和恳求。他紧紧握住刘放吾的手，通过翻译急切解释战场情况，还出示了斯利姆亲笔签署的手令：“请求中国军队即刻发起进攻，解救英缅军第一师。”
刘放吾，这位毕业于黄埔六期、参加过两次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的将领，实战经验极其丰富。他冷静听完弗格森的陈述，没有立刻答复，而是通过无线电向曼德勒的孙立人发去请示。在得到 “一切由你相机决断” 的命令后，他才转头对弗格森说：“少校，请放心，我们是来救你们的。现在，请将你配属的 8 辆坦克和 3 门火炮交给我统一指挥，步坦协同需要默契，我的士兵能让它们发挥最大作用！”
战斗在十八日拂晓正式打响！
刘放吾没有选择无谓的正面强攻，他将全团兵分两路：左翼第 2 营为佯攻，在正面架设机枪、迫击炮，吸引日军注意力；右翼第 1营、第3营为主攻，在英军坦克掩护下，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涉水偷渡平墙河。
河水刚没过膝盖，冰冷的水流里还藏着日军布设的水雷，士兵们一边探路一边拆除，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日军侧翼。
日军根本没料到，这支 “兵力单薄” 的中国军队竟敢主动进攻！战斗一打响，他们就慌了神：中国士兵的布伦轻机枪射速比日军的歪把子快得多，恩菲尔德步枪的射程也压过了三八大盖；迫击炮更是精准 —— 日军机枪刚开火，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就 “咻咻” 飞来，炸得日军阵地烟尘弥漫。
他们的战术，炮火准备、火力压制、步炮协同，打得有板有眼。
第 3 营营长张琦带着士兵冲在最前面，他刚登上河岸，就被日军暗堡的机枪击中腹部。他捂着伤口，用尽最后力气喊：“冲过去！拿下白塔山！” 随后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起来。
士兵们红了眼，跟着坦克向白塔山高地冲锋。日军被打懵了，但作间部队毕竟是精锐，很快依托高地工事反扑 。
白塔山成了血肉磨坊，中国军队攻上去，日军又用山炮轰下来，反复争夺了五次：第一次攻上高地，被日军援兵打退；第二次刘放吾组织敢死队，用手榴弹炸掉日军碉堡，又夺了回来；日军杀红了眼，调上山炮连狂轰，再次夺回高地……
刘放吾看着望远镜里飘扬的太阳旗，牙咬得咯咯响。他把身边最后一个警卫排也派了上去：“告诉弟兄们！今天拿不下白塔山，我们就都别活着回去！”
十九日下午两点，第 1 营营长王启明带着残余士兵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士兵们抱着炸药包冲向日军碉堡，有的用身体堵住射击孔，有的和日军拼刺刀。白刃战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将青天白日旗插在了白塔山山顶！
高地的失守，像一记重锤，彻底砸垮了作间部队的防御体系。
下午三点，中国军队一鼓作气攻入敦贡村，撕开了日军最后的封锁线！
日军的包围圈，被硬生生地，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被围困多日的七千多名英军官兵和随军家属、记者、传教士，终于得救了！
当他们看到，前来救援他们的，竟然是这样一支衣衫上还沾着血迹、脸上还带着硝烟、人数却少得可怜的中国军队时，都惊呆了。
英缅军第一师师长斯考特准将，快步走到刘放吾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得声音发颤：“china soldier，good！thank you！thank you！”
仁安羌大捷！
一场用一千七百人的冲锋，换来七千五百人获救的奇迹！
它用一场干净利落的以少胜多，向所有盟军证明：中国军人，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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