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对于驻扎在武汉、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第十一军来说，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整个部队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压抑的消沉情绪。
这是 “长沙后遗症”。
一年多以前，那场惨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像一根拔不出来的刺，深深地扎在了每一个第十一军官兵的心里。他们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尝到了被成建制追着打的滋味。
这种从 “征服者” 到 “失败者” 的巨大心理落差，让这支王牌部队的士气跌落到了冰点。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刚刚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部调任第十一军高级参谋的岛贯武治中佐，一到汉口上任，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气氛。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自昭和十七年（1942 年）末到汉口上任以后，耳闻目睹了军内状况，感到总的来说，是对敌人估计过高，士气不振。我想，这可能是第二次长沙作战（日方称呼）所带来的痛苦体验造成的。”
而就在他为这消沉的士气感到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足以改变整个战局的 “催化剂” 也悄然出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十一军第四任司令官冢田攻，在乘坐飞机从南京返回汉口的途中，于安徽太湖上空被中国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的地面机枪火力当场击落。敌机飞得又慢又低，竟未料到简陋的轻武器会终结其性命，最终机毁人亡。
这个消息对本已士气低落的第十一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个意外，为他们迎来了第五任全新的、也更凶悍的 “掌门人”—— 横山勇。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原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正式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横山勇与他的前几任（冈村宁次、园部和一郎、阿南惟几）都不同。他没有在中国关内战场指挥过大规模会战的经验，是一个典型的、充满 “关东军” 式狂妄与冒险精神的将领。
他一上任就决心要用一场最直接、最血腥的胜利为自己 “立威”，也为这支早已消沉的部队 “提气”。他需要找到一个足够有分量的 “祭品”，来为他这把新磨快的 “屠刀” 开刃。
他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长江、汉水与东荆河之间的汉沔三角地带。在这里，盘踞着一支让日本人头疼、也让国民党重庆方面同样头疼的 “独立部队”—— 王劲哉的第一二八师。
说起王劲哉，那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可算是一个 “异类”。
他原是杨虎城西北军的部将，西安事变后脱离中央，自成一派。他的部队成分极其复杂，既有他从陕西带出来的老底子，也有收编的地方游击队，甚至还有不少红军长征后留在当地的伤病员。因此，他的部队在编制、训练、作战方法，甚至对民众的工作上，都带着一股特殊的 “异质化” 色彩。他动员民众、就地取粮的方式，让重庆既警惕这种不同，更不满他不听调遣的割据姿态。
他名义上归属第五战区李宗仁麾下，但实际上不听调也不听宣，兵器、弹药全靠自己想办法。他像一根钉子，死死钉在武汉、岳阳、沙市这个日军占领区的 “铁三角” 中心，不断袭击日军的水上运输，破坏其伪化活动。
对于横山勇和他那把渴望饮血的 “屠刀” 来说，王劲哉这颗扎在咽喉要道上的钉子，简直是最完美的立威目标。拔掉这颗钉子，既可以清除心腹之患，打通长江和汉水的航运，为后续更大规模的作战扫清障碍；更重要的是，可以用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 “歼灭战”，让第十一军重新找回 “屠夫” 的感觉。
正如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所说的那样：“要充分集结战力，使部队体验一下必胜的作战实践。以此来振奋目前业已消沉下去的士气。”
这就是鄂西会战爆发的重要铺垫，但它并非会战最根本的导火索，真正的推力藏在更远的战场。
太平洋战争让日军船舶补给日益枯竭，夺取宜昌船舶、打通长江航路，才是后续大战的核心目的。
最初的行动始于一九四三年二月，横山勇从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中抽调精锐，拼凑成重兵集团发动了 “江北歼灭战”。他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确保这场 “立威之战” 万无一失。
战斗的结果看似毫无悬念。王劲哉的一二八师虽像一颗钉子一样顽抗，企图钉住敌人的脚步，却没能挡住内外夹击。
日军早已收买了一二八师旅长古鼎新，激战中，古旅突然倒戈，直接引导日军突破核心防御阵地。这支孤立无援的 “独立部队” 很快被击溃，师长王劲哉重伤被俘。
汉沔三角地带，也就是武汉、岳阳、沙市构成的日军 “铁三角” 腹地，被日军彻底肃清。横山勇用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成功为自己、也为第十一军找回了自信。
但是，这把已经开了刃的 “屠刀” 并没有就此满足。在拔掉这颗 “钉子” 之后，它的刀锋又转向了长江对岸那片更广阔、也更富饶的土地。一场更大规模、将整个第六战区都卷入其中的风暴，即将在那里酝酿。这场风暴不再是单纯的 “立威表演”，而是日军为维系战争机器运转，精心策划的资源掠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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