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天平，已决定性地倾向同盟国。
在东欧，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铸就的辉煌胜利后，已转入摧枯拉朽的全线反攻。
在地中海，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轰然倒塌，意大利宣布投降。
在太平洋，美军自中途岛奇迹后，牢牢掌握了战略主动，正以“跳岛战术”步步逼近日本本土。
胜利的曙光，似乎已不再遥远。
此刻，决定世界命运的“巨头”们，是时候坐到同一张牌桌前，商讨如何尽快结束战争，以及如何塑造战后的世界。
于是，一张张邀请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会晤的请柬，开始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秘密传递。
然而，在这张本应是三人的牌桌上，罗斯福却坚持要为第四位玩家预留一个席位。
那便是中国。
那位玩家的代表，名为蒋介石。
罗斯福，这位深谙远东战略价值的美国总统，有着深远的考量。他所推行的，正是名为“四警察”的构想：在战后世界中，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担任国际警察，维护和平。一个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不仅能成为稳定东亚局势的 “压舱石”，更能作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盟友，牵制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正逐步崛起的苏联。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取“四强”地位，此前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推动中国签署《四国宣言》，便是这一战略的铺垫。
然而，这构想遭到了另外两位“大玩家”毫不掩饰的抵触。
在伦敦，唐宁街十号。
首相丘吉尔，这位骨子里仍浸染着“日不落帝国”荣光的殖民主义者，对此提议嗤之以鼻。他私下对外交大臣艾登坦言，其反对并非出于简单的傲慢，更是基于冷酷的现实利益：他担忧一个在美国支持下崛起的中国，将动摇大英帝国在亚洲（尤其是印度与缅甸）的殖民根基。在他眼中，中国不过是美国人为了凑足其“四警察”构想而打出的一张虚张声势的牌，并无真正与帝国平起平坐的资格。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对此同样兴致索然。一方面，他视当时的中国过于孱弱，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不配位列强国之席；另一方面，更现实的顾虑在于，苏联与日本仍维系着那份脆弱的《苏日中立条约》。在纳粹德国未被彻底击溃前，他绝不希望因与日本的死敌蒋介石公开会晤，而刺激日本，导致苏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绝境。
美国人拉中国入局，着眼的是战后新秩序，稳固自身在远东的影响力。
英国人想将中国拒之门外，为的是守护旧殖民体系，阻止亚洲独立浪潮。
苏联人拒绝与中国同席，盘算的是避免东西受敌，也轻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场尚未开启的会议，已弥漫着大国之间最赤裸的利益博弈。
而被讨论的“主角”，远在重庆黄山官邸的蒋介石，心情同样复杂万分。
一方面，他极度渴望这张“四强”入场券。这将是鸦片战争百年来，中国首次以平等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世界核心舞台，这份荣誉于他、于民族都至关重要。为此，他的幕僚团队已耗费数月，准备了详尽的方案，从争取更多美援、规划联合反攻，到明确战后日本领土处置及中国利益。
另一方面，他对与斯大林同席充满疑虑。他无法忘记那份《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利益的伤害，更警惕苏联对他“心腹之患”延安的持续援助。
因此，当罗斯福 10 月 20 日首次发出邀请，再到 11 月 1 日第二次试探时，蒋介石虽未拒绝，却以 “军政繁复” 为由迟迟未应允，这是一场没有办法的以退为进的 “拉扯”。
最终，为确保会议顺利召开，罗斯福最终妥协，由美国国务院秘密设计 “先开罗后德黑兰” 的双会方案：将牌局一分为二。
首先，在埃及开罗，由美、英、中三方召开会议，专门解决“对日作战”及“远东问题”。
随后，再于伊朗德黑兰，由美、英、苏三方聚首，核心讨论“对德作战”及“欧洲问题”。
如此，既成全了罗斯福抬举中国的意图，也照顾了斯大林与丘吉尔的面子与关切。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电报：
“余知阁下不欲久离贵国，但现时远行，对余甚为适宜。余正期望与阁下相见，因余信有多数问题，惟有吾人面觌，方能得圆满之解决。”
这一次，蒋介石没有再拒绝。
他深知，此行不仅要为中国抗战争取更多支持，更要为战后收回东北、台湾、澎湖等失地奠定国际法理基础。他的夫人宋美龄，也已做好准备，将以她的智慧与风度，在这场巨头交锋中担任翻译与斡旋的关键角色。
那张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百年屈辱与复兴期望的、迟到的请柬，终于送达。
一场即将在金字塔阴影下展开的、充满了智慧、偏见与交锋的“巨头牌局”，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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