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在埃及金字塔下，见证了一场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头牌局”。
那份庄严的《开罗宣言》，如同一纸写给未来的判决书，为中国的抗战注入了一剂前所未有的强心剂。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收复所有失地，包括台湾在内的神圣国土。
然而未来终究遥远，眼前的现实却依旧残酷而血腥。
就在蒋介石于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纵论天下之际，中国中部战场上，那头虽显疲态却依旧凶残的恶兽，正酝酿着一次更加疯狂血腥的报复。
让我们将镜头再次拉回武汉，日军第十一军的司令部。
这里的气氛并非弥漫着失败的耻辱，而是涌动着一种战术得手后的躁动。新上任的司令官横山勇，这个以勇猛和残忍着称的日本陆军中将，时常长久凝视地图上“石牌”这个地名。数月前的鄂西会战中，他运用两翼迂回战术虽取得进展，却未能实现全歼中国第六战区主力的目标。此刻他心中翻涌的，并非失败者的不甘，而是战术成功催生出的更大野心与骄狂。
放眼整个世界，一九四三年对于整个法西斯轴心国而言，确实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厄运之年。
在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的惨败犹如被打断的脊梁，让德国的闪电战神话彻底破产，苏联红军已转入全面战略反攻。北非战场上，“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蒙哥马利面前节节败退。在意大利，法西斯创始人墨索里尼已被赶下台。而在广阔的太平洋，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等一系列惨败，让日本联合舰队那些曾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接连沉入冰冷海底。
战争天平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倾斜。
日本这个国土狭小、资源贫瘠的岛国，为维持其过于漫长的战线，已被榨干最后一滴血。他们急需从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掠夺更多资源，实现以战养战。
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战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国民政府为与盟军协同打通中印公路，先后从第六战区及部分远征军部队中，抽调了七个精锐的中央军，转用于云南和印度，准备反攻缅甸。
这个消息如同毒刺，深深扎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心中。他清楚意识到，一旦让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在缅甸会师，打通这条生命线，等待日本的将是美国强大工业能力制造出的无穷无尽的飞机、坦克和重炮。到那时，日本将失去所有翻盘的可能。
必须在中国战场制造大动静！
必须用一场决定性胜利牵制中国军队，阻止其向印度和云南增派一兵一卒！
然而，这一想法与远在东京的大本营产生了尖锐矛盾。当时的大本营，正被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凌厉的反攻压得喘不过气，其战略重心已全面转向“绝对国防圈”的防御。因此，他们要求中国派遣军必须保持战略守势，甚至要求其考虑从湖南等地收缩兵力，抽调精锐师团增援南方战场。
但这一“转进”方案，遭到了畑俊六和横山勇等前线将领的强烈抵制。他们坚信，唯有持续进攻，不断打击并削弱中国军队的主力，才能确保在华占领区的安全，并真正牵制住盟军的全局战略。为此，中国派遣军总部竭力向大本营呈请和游说，强调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夺取洞庭湖粮仓以“以战养战”的极端必要性。
经过反复争论与权衡，东京方面最终做出了妥协。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大本营正式批准了《昭和十八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这份文件，正是中国派遣军积极争取的结果，它标志着日本战略的又一次调整。其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年秋季，以第十一军及第十三军主力，分别进行常德作战和广德作战。”
就这样，常德这座位于洞庭湖西岸的湘西重镇，被东京的战争贩子们选中，成为他们妄图扭转战局的关键棋子。
为何是常德？
湖南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是中国的米粮仓。而常德正是这片富饶土地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夺取它，不仅能缓解日军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实现以战养战；更重要的是，常德作为湘西门户，是第六战区最重要的屯兵和补给基地。攻克常德，就能彻底摧毁中国军队在该战区的抵抗中枢，直接威胁整个湘西乃至重庆的安全。
当这个作战任务落到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肩上时，他大喜过望。他立即将大本营那份尚带谨慎的“牵制性”作战计划，在脑海中升级为一场旨在歼灭第六战区主力、彻底占领湘北的决战。他渴望用一场比以往任何会战都更彻底更辉煌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让整个中国记住他的名字。
为此，他厉兵秣马，集结起手中最精锐的力量：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第六十八、第一一六五个主力师团，其中第一一六师团作为主攻力量，专门负责突破常德城防。这几乎是第十一军全部的精锐家当，再加上从其他地方抽调来的第五十八师团一部，总兵力超过十万，还配有军舰、飞机协同作战。
这支庞大而充满侵略野心的大军，开始在华容、石首、江陵、松滋等地秘密集结。一场即将震惊世界的孤城血战，已然箭在弦上。
而那座名为常德的城市，对此仍一无所知。它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片富庶的湘西平原上，默默等待着自己血与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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