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在华中的水网里见证了一场由粟裕将军指挥、堪称 “反攻先声” 的经典胜利。那场充满智慧与人民战争伟力的车桥大捷，像一缕刺破黑暗的曙光，让人们似乎看到敌后战场即将由 “蛰伏” 转向 “怒吼” 的希望。
然而，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坦途。
在真正的黎明到来之前，往往还有一段最深沉也最令人窒息的黑暗。
一九四四年，这个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被定义为 “胜利的转折之年” 的年份，对于中国来说，却成了自南京沦陷以来最耻辱也最痛苦的一年。
然而这场即将席卷整个中国的 “世纪大溃败”，源头却要从日本那个早已陷入末日疯狂的 “战争赌徒” 说起。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东京日本大本营。
此时的日本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正被自己亲手点燃的战火烧得遍体鳞伤、焦头烂额。
在太平洋，中途岛的惨败像一根被打断的脊梁骨，让它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美军的潜艇像一群神出鬼没的鲨鱼，疯狂绞杀它的海上生命线，从南洋运回本土的石油、橡胶和钢铁正在急剧减少。
在缅甸，“丛林之王” 第十八师团被中国驻印军打得丢盔弃甲。
在中国正面战场，鄂西、常德的连续胜利也让 “中国派遣军” 颜面尽失。
整个战争机器都因为资源枯竭和战线过长，发出 “嘎吱嘎吱” 即将散架的哀鸣。
这种情况下，任何还有一丝理智的战略家都该选择收缩战线、保存实力。但对于早已被 “武士道” 精神和 “下克上” 传统冲昏头脑的日本军部来说，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 —— 赌。
用一场更大、更疯狂的豪赌，企图一次性扳回所有败局。
这个豪赌的计划被命名为 “一号作战”。
它的核心目标简单而狂妄：从北到南彻底打通中国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在中国大陆建立一条能绕开已被美军封锁的太平洋航线、连接朝鲜与越南的 “大陆交通线”，并最终摧毁中美空军设在内陆的空军基地，寻歼中国军队主力，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
这是一个何等庞大而疯狂的计划。它妄图用一场孤注一掷的陆地进攻，弥补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的巨大失败，彻底切断中国与盟国的联系。
为此，日本大本营几乎砸下了最后的血本。他们从关东军及日本国内抽调所有能调动的野战师团，为 “一号作战” 集结起总兵力超过五十万的部队。
其中，负责豫中战场的日军由冈村宁次指挥，兵力达十四万八千人，配备战马十万匹、汽车一万五千辆、火炮一千五百门。
这是整个中日战争史上，日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面进攻战役。一场旨在将整个中国拦腰斩断的巨大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而另一边，在重庆的中国最高统帅部里，却依然沉浸在一种虚幻的乐观之中。鄂西、常德的连续胜利像两剂强效麻醉剂，让很多人错误认为，日军在经历太平洋战场的惨败后，已无力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他们将日军在黄河以北的集结，判断为一次旨在 “打通平汉路北段” 的、规模有限的局部攻势。
比这种战略上的麻痹更致命的，是心态上的腐化。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日益明朗，“抗战必胜” 的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国军高层在战争初期还存在的 “全民抗战” 激情开始迅速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古老也更根深蒂固的逻辑 —— 派系之争。如何在即将到来的胜利中为自己的派系抢占更有利的政治和军事地盘？如何在未来的 “战后格局” 中保存实力，去对付他们真正的心腹大患 —— 共产党？这成了当时很多国军高级将领思考问题时最优先的考量。
一场充满 “保存实力、消耗异己” 的肮脏暗战，在国军内部悄然上演。那片即将迎来灭顶之灾的河南，就成了这场暗战最悲惨的第一个牺牲品。
驻守河南的是第一战区部队，由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分兵而治。蒋鼎文坐守洛阳，汤恩伯掌控叶县，两人因权力之争互不协调，指挥体系形同虚设。
更糟糕的是，汤恩伯麾下的部队早已不是当年的 “抗日铁军”，这支部队横征暴敛、抓丁抢粮，早已从 “抗日力量” 蜕变成了 “中原祸害”，军纪腐朽到了根子里。
风暴即将降临，那扇本该坚不可摧的 “中原大门”，却早已从内部被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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