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二号首发星的卓越表现，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整个研究院都洋溢着谨慎的乐观。但在李振华的办公室里，气氛却截然不同。
他面前摊开着三份报告，像三块冰冷的巨石。
第一份来自财务与供应链部门：“长征-商业型火箭核心部件——新型液氧煤油发动机涡轮泵的国产化叶片，在批量生产中出现成品率波动，导致成本超出预期，且可能影响后续高密度发射计划。”
第二份来自“鲲鹏”平台项目部：“为平台配套研发的大型船用燃气轮机，在满负荷耐久测试中，暴露出高压压气机叶片在特定工况下的高频振动问题，需进行设计修改和重新试验，工期可能延迟三至六个月。”
第三份来自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分析小组：“受亚洲金融危机余波及国际卫星市场周期性调整影响，未来18个月内，全球商业发射订单预期将缩减约15%。竞争对手正采取更激进的降价策略。”
技术、工程、市场，三条战线同时传来压力。没有一个是致命的危机，但叠加在一起，却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陈向东眉头紧锁：“李总，我们步子是不是太快了？北斗、载人、鲲鹏、商业发射，四条线都是吞金巨兽。尤其是‘鲲鹏’，它现在完全是一个纯投入的无底洞。”
李振华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图表，上面清晰标记着研究院旗下各大项目的进展、依赖关系和资源消耗。
“老陈，你说得对，我们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承受压力。”李振华转过身，目光如炬，“但这恰恰说明，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靠一两个‘奇迹’项目单点突破了。我们面临的是体系化成长必然伴随的‘阵痛期’。”
他用手指点着图表：“你看，涡轮泵叶片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的高端精密制造工艺和材料一致性控制还不够稳，这不是买一两台设备能解决的，需要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撑。‘鲲鹏’的燃气轮机问题，本质上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将航天级的可靠性要求，应用到如此庞大的船用动力系统上，经验不足。”
“那我们怎么办？收缩战线？”陈向东问。
“不。”李振华斩钉截铁，“恰恰相反，我们要把压力转化为升级的动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必须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他迅速做出部署：
1. 成立“高端制造工艺攻关联盟”：联合国内最顶尖的材料研究所、机械加工企业和研究院自身力量，集中攻克涡轮泵叶片等一批“卡脖子”的共性工艺难题，目标不仅是解决眼前问题，更要建立自主可控的精密制造标准体系。
2. 启动“鲲鹏”动力系统备份方案：在优化现有燃气轮机的同时，立刻与国内船舶重工集团合作，评估引进或合作生产一款技术更成熟、虽然可能效率略低但可靠性极高的大型民用船舶柴油机组，作为确保平台按期下水的“保底”选项。
3. 调整商业发射策略：利用“长征一号d”的成本优势，更加激进地争夺低轨小卫星和“朝阳计划”市场。同时，为“长征-c”火箭推出 “灵活发射窗口” 和 “拼车发射” 服务，以更高的调度灵活性来吸引对时间敏感的中小型载荷客户。
“我们要让外界，也让内部所有人明白，”李振华总结道，“华夏航天商业集团，不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冒险家，而是一个能够直面复杂系统难题、并拥有强大韧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真正成熟的商业与技术实体。眼前的困难，不是危机，而是我们从‘突破’走向‘卓越’必须通过的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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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振华在运筹帷幄时，王胖子在荷兰的静默观察，终于捕捉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
劳伦特博士那个屡受挫折的“简化准入流程”提案，因为引入了更多技术细节和成本对比，加上市场环境变化让欧空局开始重视成本控制，竟然在最近一次技术委员会上，获得了原则性通过，被批准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小范围试点。
提案通过后的第二天，劳伦特博士团队里一位名叫马丁的德国籍工程师，在领英上更新了自己的状态，简短地写道：“为一个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小项目开了绿灯，漫长官僚旅途中的一小步。仍需寻找更优的第三方测试平台供应商。”
王胖子眼睛微微眯起。“第三方测试平台供应商”……这很可能指的是，为那些简化后的实验模块提供地面模拟测试和环境试验的服务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利润不高、但能深入接触核心项目流程的切入点。
更重要的是，这位马丁工程师，正是王胖子之前锁定的“中层骨干”目标之一。资料显示，他技术精湛，但因性格直率、不善交际，在欧空局内部并不得志，对现有的臃肿体系多有不满。
“是时候了。”王胖子对“灰隼”下令，“启动对马丁的背景深化调查。同时，让我们的‘智库’准备一份关于‘低成本、高灵活性空间环境模拟测试平台’的技术与市场白皮书，要突出模块化、快速响应和与现有系统兼容的特性。通过干净的学术渠道，确保它能‘偶然’地被马丁看到。”
他顿了顿，补充道：“记住，不要提任何合作。只提供‘信息’和‘解决方案思路’。我们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发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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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穴”母港，巨大的船体内部，首次亮起了部分区域的永久性照明。在初步完成的中央控制舱室里，技术人员正在安装第一批基础控制系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参与这些，他正带着几个最认真的年轻工程师，在庞大的船体结构内部，进行着一次特殊的 “触诊”。
他们用特制的检查锤，轻轻敲击着重要的焊接节点和承力结构，凭借回声和手感，来感知钢铁内部的“健康”状况。同时，他们将数以千计的应变传感器和腐蚀监测探头，像神经网络一样，精心布置到结构的各个关键部位。
“这些传感器，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未来几十年都要在海上工作。”谢尔盖一边指导安装，一边讲解，“但安装它们的人，必须首先用自己的手和耳朵，记住钢铁健康时的‘声音’和‘触感’。这样，当未来某一天数据出现异常时，你才能结合直觉，做出最接近真相的判断。”
一个年轻工程师好奇地问：“伊万诺维奇同志，您真的能听出差别吗？”
谢尔盖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一处昨天刚完成焊接的隔壁处，示意年轻人用检查锤敲击。
年轻人敲了，声音清脆。
谢尔盖自己接过锤子，在相邻的、一周前焊接的另一个位置敲了一下。声音几乎一样，但谢尔盖却皱了皱眉：“这个……内部的残余应力消散得似乎慢了一点。记录下这个位置，标记为‘长期监测点A-07’，重点关注未来三个月的应变数据变化。”
年轻人们将信将疑地记录下来。他们不知道，这位老匠人凭借一生与钢铁打交道的经验，捕捉到了仪器尚未能分辨的、极其细微的物理状态差异。这种差异或许无关安全，但它代表着谢尔盖正在将他对材料的“理解”，一点点转化为这座钢铁巨兽可传承、可数据化的“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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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又至，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研究院的窗户。在图书馆安静的阅览区一角，弗拉基米尔博士和巴维尔院士相对而坐，面前不是论文，而是一副国际象棋。
棋局已近尾声，巴维尔院士的黑棋占据优势。弗拉基米尔博士捏着下巴，盯着棋盘，迟迟没有落子。
“弗拉基米尔，你又在计算所有可能性吗？”巴维尔微笑道，“但有时候，最优解不存在于纯粹的计算中。就像我们的控制系统，它需要处理无数传感器的数据，但最终做出决策的，是一个基于经验和最高目标设定的‘策略核心’。”
弗拉基米尔抬起头，若有所思：“您是说，我需要一个‘顶层策略’，而不是穷举所有变化？”
“或许吧。”巴维尔移动了自己的皇后，“比如，有时看似弃子，却是为了打开通往胜利的通道。”
弗拉基米尔看着棋盘，又看了看窗外朦胧的雨景，忽然说：“巴维尔，我在想我们为‘鲲鹏’平台设计的那个分布式控制系统……或许，我们可以引入一个类似‘策略核心’的模糊决策层，不直接控制，而是在多个可行方案中，选择最符合当前全局任务目标（比如‘优先保证安全’还是‘优先完成任务’）的一个。这需要您那边的理论支持……”
两位老人，就这样在棋盘边，将一场游戏，自然而然地引向了关于未来尖端技术的探讨。雨声潺潺，成为了他们思想碰撞最好的背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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