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中秋节的时候，纺织工坊里灯火通明，三十多名女工分成两班，守着嗡嗡作响的纺纱机和咔嗒咔嗒的织布机。今天是交货的最后期限，马老爷订的一百匹细布必须赶出来。
春娘在工坊里巡视，脚步轻快。她今年三十有五，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明亮，腰背挺直。“三号机，纱线张力调紧些；六号机，梭子该上油了；质检区，那匹布边有瑕疵，返工！”
指令清晰，女工们应声而动。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混乱，现在却井然有序。春娘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她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女，竟能管理这么大的工坊。
“春娘姐，你看这个。”秀云拿着刚染好的布样过来，是一匹靛蓝色的细布，颜色均匀鲜亮，“用了新配的媒染剂，固色好多了。”
春娘接过布样，对着灯光细看，又揉搓几下，颜色不脱。“好！这个配方记下来，以后就用这个。”
正说着，工坊门口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年轻女工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跑出去，是她的女儿，才三岁，想妈妈了。
“把孩子带进来吧。”春娘说，“别在门口哭，影响大家。”
那女工感激地抱起孩子，坐到工位旁专门设的“育儿角”——这是春娘提议设置的，用布帘隔出的小空间，有简单的玩具，哺乳期的女工可以在此喂奶，稍大的孩子可以在此玩耍，有专人看护。
这个小小的举措，让许多有孩子的妇女能安心上工。以前她们要么把孩子锁在家里，要么背着孩子干活，既危险又低效。现在，工坊成了半个托儿所。
“春娘，你这个主意真好。”王婆婆一边接线一边说，“我儿媳妇能来上工，全亏了这育儿角。她手艺好，一个月挣的工分比我儿子还多。”
春娘微笑。她知道，妇女就业的增加，正在悄然改变新家峁的家庭结构和社会观念。
中秋节后，李健让钱老倔做了一次人口和经济普查。结果令人振奋：
新家峁联盟现有人口三千八百七十六人，其中十六至五十岁的妇女一千二百四十三人。
而在纺织、成衣、食品加工、学堂教育、医疗护理等行业的妇女就业人数，达到了六百五十八人，就业率超过五成。
“五年前，咱们这儿妇女除了下地帮工和家务，几乎没其他活路。”
钱老倔指着账本说，“现在，光是纺织工坊就雇了一百五十名女工，成衣坊六十人，学堂女先生十二人，医馆女护士八人……这还不算在自家作坊干活、计件取酬的。”
李健翻看详细数据：纺织女工平均月收入三十工分（相当于三斗米），技术骨干如秀云这样的能达到五十工分；学堂女先生月收入二十五工分，但受人尊敬；医馆护士二十工分，但包食宿。
而同期，男劳力在农业、工坊、建筑等行业的平均月收入是三十五工分。妇女收入已经接近男性，有些技术岗位甚至反超。
“更重要的是，”钱老倔压低声音，“现在家家户户，女人说话管用了。以前买只鸡都要男人点头，现在女人自己挣工分，想买布买头花，自己就能做主。”
李健点头。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这个道理在哪儿都一样。
但变化也带来了新问题。
这天下午，李健正在看炼钢试验报告，一对年轻夫妻吵吵嚷嚷地找上门来。男人叫赵大柱，铁匠铺的学徒；女人叫翠花，纺织工坊的挡车工。
“李盟主，您评评理！”赵大柱气呼呼地说，“她现在是能耐了，挣得比我多，回家就摆谱！饭不做，衣不洗，孩子不管，全扔给我娘！”
翠花不甘示弱：“我一天在工坊站六个时辰，回家累得骨头散架，就不能歇歇？你娘整天叨叨我，说女人就该伺候男人。我挣的工分都交家了，怎么就没话语权了？”
典型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现实的冲突。李健耐心听完，问赵大柱：“大柱，你一个月挣多少工分？”
“二十八分。”
“翠花呢？”
“三十五分。”翠花挺起胸。
“你看，翠花挣得多，对家里贡献大。家务活是不是该重新分分？”李健说，“不是女人必须做饭洗衣，而是谁有时间、谁擅长，谁就多做些。你娘年纪大了，带孩子辛苦，可以请个帮工——你们俩的工分加起来，请得起。”
赵大柱愣住了。他从未想过可以请帮工。“那……那不成地主老财了？”
“不是地主，是劳动分工。”李健解释，“你把时间省下来，多学技术，将来升了师傅，挣得更多。翠花也能专心工作，提升技能。家里日子好了，老人孩子都舒坦，不好吗？”
翠花眼睛亮了：“李盟主说得对！大柱，我听说铁匠铺要招淬火工，那个技术含量高，学成了月薪四十分。你去学，我支持你！”
赵大柱挠挠头，气消了大半。“那……那我试试。”
李健趁热打铁：“这样，你们回去开个家庭会，把各自的工作时间、收入、家务需求都列出来，做个计划。家务可以分工，也可以请人帮忙。记住，夫妻是合伙人，不是主仆。”
夫妻俩若有所思地走了。李健知道，这样的矛盾会越来越多，但这是进步的阵痛。
几天后，春娘来找李健，带着几个妇女代表：秀云、学堂女先生周娘子、医馆护士长刘嫂，还有几个工坊的女工组长。
“李盟主，我们想成立‘妇女互助会’。”春娘说，“现在姐妹们有事不知道找谁商量，受了委屈也憋着。我们想有个自己的组织，互相帮助，学技术，长见识。”
李健眼睛一亮：“好主意！具体想做什么？”
秀云拿出一份简单的章程：“一是技术交流，纺织、缝纫、染色，大家互相教；二是困难帮扶，谁家生孩子、生病，大家轮流帮忙；三是读书识字，我们请学堂先生每旬来教一次课；四是调解家庭矛盾，像大柱翠花那样的事，我们妇女之间好说话。”
周娘子补充：“还有，现在有些人家不让女孩上学，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想办个女童识字班，免费教，让女孩也能读书。”
刘嫂说：“医馆那边，许多妇女有病不敢看男郎中，我们想培养更多女护士，专门看妇女病。”
李健越听越振奋。妇女互助会，这是基层自治的雏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全力支持！场地、经费、师资，联盟提供。你们放手去干！”
九月九日重阳节，新家峁妇女互助会正式成立。第一次大会在学堂大教室召开，来了二百多位妇女，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春娘被推选为会长，秀云、周娘子、刘嫂为副会长。
李健作为特邀嘉宾讲话：“姐妹们，你们用双手证明，妇女不仅能顶半边天，还能创造不比男人少的价值。妇女互助会不是要跟男人对立，而是要争取平等、互助、进步。让咱们新家峁的每一个女子，都有机会读书、学艺、自立！”
掌声雷动。许多妇女抹着眼泪，她们从未想过，自己也能有组织，有声音。
妇女互助会成立后，变化如涟漪般扩散。
女童识字班开了三个班，收了一百二十多个女孩，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五岁。教材是周娘子自编的《女子识字读本》，除了常用字，还有纺织口诀、卫生常识、简单算术。
“我闺女现在能认二百个字了，还会算账！”纺织女工张嫂逢人便说，“昨天帮我算工分，一分不差！”
家庭矛盾调解组由几位德高望重的婶子组成，她们用乡间智慧加新道理，化解了不少纠纷。有家暴的，她们上门警告男方：“再打老婆，互助会联合所有女工，不给你家任何人做衣服！”这威胁比官府管用。
技术交流组定期举办“巧手大赛”，评比纺纱、织布、刺绣、裁剪的技术能手。获奖者不仅得奖品，还在工坊评级中加分。妇女们学技术的热情空前高涨。
最让人惊喜的是，妇女互助会推动了公共卫生。刘嫂带领护士们宣传“喝开水、勤洗手、防蚊蝇”的知识，还在每个工坊设置了“卫生角”，备有肥皂、开水、常用草药。几个月下来，腹泻、疟疾的发病率下降了三成。
十一月，第一场雪落下时，李健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报告——是学堂先生们写的《新家峁社会风气观察记》。
其中写道：“……自妇女就业日增，互助会兴，此地风气为之一变。女子行路挺胸，言语有据；男子渐知敬妻，磋商家事。市集之中，女子采买，侃侃议价；学堂之内，女童诵读，声朗于男童。夫妻同行，常并肩负物，谈笑风生，非复旧日男前女后之态……”
“更可喜者，女子经济既立，于婚姻亦多自主。近三月，联盟内新婚十八对，其中十二对为男女自相结识，父母主婚者仅六对。且有女子拒婚言：‘彼技不如我，薪不及我，何以为夫？’此等言语，五年前不可想象……”
李健合上报告，望向窗外。雪花纷飞，但纺织工坊的烟囱依然冒着白气——那是染色工坊在蒸煮布匹。
他想起五年前刚来时，看到的那些眼神麻木、低头匆匆的妇女。如今，她们的眼神亮了，腰板直了，笑声多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她们自己用双手挣来的尊严。
但李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妇女就业率还能提高，工种还能丰富（他计划开设印刷、会计、园艺等适合女性的岗位），社会观念还能更开放。
路阻且长，但方向对了。
这时，春娘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匹新染的布——是鲜艳的红色，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李盟主，这是我们用茜草和新媒染剂染的，不褪色。姐妹们说，今年过年，家家都要扯块红布做新衣。”春娘脸上洋溢着自豪，“这红色，喜庆，亮堂，像咱们的日子。”
李健接过布，手感细腻，颜色饱满。“好！就叫‘新家红’，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标志色。”
春娘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盛开的菊花。
窗外，雪还在下。
但工坊里的机器声，妇女们的说笑声，孩子的读书声，汇成一股暖流，融化了冬日的严寒。
在这股暖流中，新家峁正悄然蜕变。
从一个求生的避难所，变成一个充满希望的家园。
而妇女们，是这家园中最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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