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西市，晨曦微露。姬稷站在新落成的“平准钟”下，仰望着这座象征着度量衡统一的大型青铜器。钟身上刻着清晰的刻度，两旁陈列着标准的秦尺、秦量、秦衡。
“自今日始，天下度量，皆以此为准！”市吏敲响铜锣，高声宣布。商贩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量具，与官制标准器比对校正。
一时间，尺短寸长、斗大升小的争论声此起彼伏。
一个来自楚地的米商抚摸着新领的标准斛斗，感慨道：“往日用楚斗入秦市，三斗仅当秦两斗，亏损无数。
今度量一同，再不必担心此等事了。”
旁边一个齐国布商接话：“何止度量！往日各国钱币混杂，齐刀、赵布、楚蚁鼻，兑换繁琐不说，还常被币商剥削。今秦半两钱通行天下，便利多矣。”
姬稷信步走入市集，但见货物琳琅满目：蜀锦与齐纨争艳，赵骏与楚漆竞秀，甚至还有西域的玉石、匈奴的皮毛。
商贾们用标准的度量衡器交易，用统一的秦半两钱结算，效率远胜往昔。
然而在这片繁荣景象中，姬稷注意到一个奇特现象：那些乘坐镶金马车、衣着文绣的富商大贾，虽能与贵族谈笑风生，却始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在一家酒肆，姬稷遇到了传奇商人乌氏倮。这位畜牧大王如今富可敌国，却依然保持着牧人的豪爽。
“先生看我这身锦绣，可像贵族？”乌氏倮自嘲地抖了抖衣袖，“然终究是商贾之身。
前日宴请郡守，席间论及政事，我刚欲发言，便被旁人打断——‘商贾勿言国事’！”
这时，巴蜀寡妇清也乘车而来。这位丹砂女王珠光宝气，却掩不住眉宇间的落寞。
“我捐金千万修长城，陛下赐我‘贞妇’匾额，却始终不得爵位。”清夫人轻叹，“商贾之流，富则富矣，终是白衣之身。”
姬稷想起《秦律》中的规定：商贾不得仕宦为吏，不得衣丝乘车，虽有特例，但歧视依然存在。这种“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奢华，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政治地位缺失的补偿。
最让姬稷深思的是在新设的市舶司见到的情景。这里管理着日益兴盛的对外贸易，胡商汉贾云集。一个西域商人用生硬的雅言说：
“秦法虽严，但交易公平。度量统一，币制通行，较之往日各国关卡林立，方便十倍！”
然而秦朝官吏对待外商与本土商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对胡商礼遇有加，对本土商贾却多有限制。
“此谓‘外重内轻’。”市舶令私下告诉姬稷，“陛下欲耀国威于四海，故优待外商；至于本土商贾，恐其坐大，故加抑制。”
姬稷还发现，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虽然便利了商业，却也加强了官府对经济的控制。在平准仓，他看到官吏们通过调节物资储备来影响物价。
“此乃管子轻重之术。”平准官解释道，“谷贱时增价收购，谷贵时平价出售，如此调节市场，防止奸商操纵。”
但一些商贾私下抱怨：“说是平准物价，实则是与民争利。官府资本雄厚，小商小贩岂是对手？”
离开咸阳前，姬稷最后一次拜访李斯。丞相府中，这位统一政策的推动者正在审阅各地商业报告。
“商业活跃，税收倍增，此乃统一之功。”李斯说，“然商贾重利轻义，若不加约束，必生祸乱。故既要用其利，又要抑其势。”
姬稷问：“然则商贾子弟聪慧者众，若始终排斥于仕途之外，岂非人才浪费？”
李斯默然良久，缓缓道：“此乃百年积习，非一日可改。或许后世明君，能破此藩篱。”
归途上，姬稷整理着这些年的见闻。他明白，秦朝对商业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通过统一货币度量衡促进了商业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种种制度限制商人地位。
这种矛盾，折射出农耕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深层焦虑。
在最后一卷竹简上，姬稷写道：“秦制统一，实开商业新局。然商贾虽富，终难入仕，此其局限也。后世若欲富强，当破此桎梏，使商业之力完全释放。”
马车驶出咸阳城门时，姬稷回望这座日益繁华的都市。他知道，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商业的浪潮已然兴起，任何力量都难以完全阻挡。
而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就像为这股浪潮修筑了河道，既规范了它的流向，也加速了它的奔涌。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话还将长久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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