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直接到诏书，悲愤交加，他托病辞归，并于途中写下奏书，极陈卖官鬻爵之弊政，痛斥这种行为对国家根基的腐蚀，最终竟以死谏君王。奈何灵帝利令智昏，对此全然漠视。不到十年光景，灵帝卖官所得，已积五铢钱巨万。
为了贮藏这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他竟在西园建造了一座“万金堂”，用以专门藏钱，其贪婪嘴脸，暴露无遗，时人多有嘲笑与讥讽，称之为“西园钱奴”。万金堂虽积钱如山，然黄巾余烬未熄，凉州边患日炽，羌胡寇掠，兵革不息，国库空虚如洗。万金堂之钱既不用于赈灾，亦不用于御敌，唯供一己之奢欲。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此时灵帝即位已届二十年，大概是觉得万金堂里的旧钱不够“新颖”，或是为了进一步搜刮，朝廷又铸造了一种新的五铢钱。
为了区别于贮藏在万金堂的旧钱，新钱在背面方孔的四角，各铸造一条直线延伸至边缘，时人称之为“四出文钱”。
“四出”，本为吉祥之意，象征四方来朝，然此时的东汉王朝已是风雨欲来，民怨沸腾。识者见此“四出文”，无不扼腕叹息，私下讥笑道：“岂非京师破坏，四出散于四方乎？”
此语一语成谶，暗示着灵帝搜刮自百姓的钱财，终将像这“四出文”的线条一样，伴随着王朝的崩溃而四散流失，亦预示着东汉王朝已行将就木，即将分崩离析。果然，中平六年，灵帝驾崩，少帝继位，外戚与宦官火并，董卓入京，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烽火四起。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蜂起，董卓入京。这位祸国殃民的权臣，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即献帝即位之第四年，彻底破坏了汉代行用数百年的五铢钱制度。据《通典》《资治通鉴》记载：“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
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廓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贱物贵，谷一斛至数万钱。”事实上，董卓所改铸的“小钱”，钱文仍称“五铢”，但由于钱币的大幅度减重，且铸造粗劣，毫无章法，致使物价飞涨，货币体系彻底崩溃。
“货贱物贵”，谷一斛竟至数万钱，百姓困苦，可想而知。董卓此举，实为敛财自肥，不顾民生凋敝。小钱泛滥，严重扰乱了市场交易，民间遂退而复用谷帛为币，以物易物成为常态，经济倒退至原始交换形态。货币信用的彻底瓦解，标志着东汉王朝经济体系的全面崩塌。
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建立五铢钱制度后，首次为王莽的货币改制所破坏，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经马援等人建议恢复五铢钱制，是为第一次恢复。如今，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伏诛，天下依旧纷乱，物价腾踊，民生涂炭。
于是，着名的史学家、政论家荀悦（公元148年-209年）着文申论，再次提出恢复五铢钱的流通，以稳定经济秩序。这便是东汉时期五铢钱制度的第二次恢复之议。然而，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然名存实亡，军阀割据，战火纷飞，荀悦的理想，能否实现？五铢钱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这一切，都笼罩在乱世的迷雾之中。
荀悦上《申鉴》五篇，极陈财用之要，谓“钱币之制，所以通有无、权轻重，非齐众庶之术，实国家纲纪所系”。
然时局崩塌，其言虽切，终难见纳。建安十三年，曹操秉政，始行屯田，理财经略渐次就绪，方于许都重立五铢，史称“魏五铢”，钱体规整，文曰“五铢”，是为汉制之微光复现。
然天下三分，鼎足而立，货币之权已分属三国，东汉旧制终随洛京丘墟，湮没于铜驼荆棘之间。经济的战争一直暗藏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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