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与东吴的屯田与经济策略
曹魏的屯田事业如火如荼，三分天下的另外两方——蜀汉与东吴，也各自根据自身国情，发展出了具有特色的经济策略，其中屯田亦是重要组成部分。东吴地处江南，水网密布，遂以水军为重，屯田多依托滨江沿海之沃土，令士兵于战隙耕垦，尤以濡须、皖城等地最为显着。孙权设典农校尉专司其事，又招抚流民，分给田地耕牛，鼓励垦荒，使江淮一带渐成粮仓。
蜀汉则因山多地狭、人口稀少，诸葛亮主政后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之策，在汉中组织士兵屯田，形成“兵农合一”的格局。
定军山、黄沙等地皆有屯田遗迹，军粮自给之余，亦赈济百姓。相较曹魏系统化、规模化的屯田制度，吴蜀之举更偏应急性与局部保障，然皆有效支撑了长期用兵与政权存续。尤其是蜀汉在汉中推行的军屯，不仅缓解了粮草转运之苦，更为北伐提供了前沿支撑。
诸葛亮治蜀，注重实效，屯田与水利并举，如修复山河堰等工程，极大提升了农业产出。东吴则凭借长江天险，将屯田与军事防线紧密结合，形成“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布局。
蜀汉政权的奠基人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占据荆州部分地区，后又入蜀夺取益州。相较于曹魏占据的广袤中原，蜀汉偏居西南一隅，地狭民少，资源相对有限。丞相诸葛亮深知“粮谷为军之要最”，在治理蜀汉期间，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他不仅在汉中地区大力推行军屯，还设置了“督农”等官职，专门负责农业事务，确保“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
诸葛亮北伐期间，为了解决前线粮草运输的难题，在渭水之滨的黄沙（今陕西勉县东）分兵屯田，“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展现了其卓越的治军与治民才能。
虽然蜀汉的屯田规模不及曹魏，但在诸葛亮“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指导下，以及对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精心维护，益州地区“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为其长期与曹魏抗衡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蜀汉还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发展蜀锦贸易。
蜀锦以其精美绝伦闻名天下，成为蜀汉重要的财政来源和外交礼品，甚至远销曹魏与东吴，堪称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这也体现了蜀汉在手工业与商业方面的独特发展思路。
东南的孙吴政权，则凭借其广阔的水域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出以水军立国、以山越为兵、以屯田与水利并重的经济模式。孙权统治时期，同样积极推行屯田。
早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就开始在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屯田。东吴的屯田也分为军屯和民屯，规模同样可观。陆逊、诸葛恪等重臣都曾亲自督领屯田事务。例如，诸葛恪曾领兵万人在庐江（今安徽庐江一带）屯田，经过数年经营，“岁得谷数十万斛”。
东吴的屯田不仅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还向南方山越族聚居区拓展。通过对山越的征讨与安抚，将其编入户籍或纳入屯田体系，既增加了劳动力，也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东吴大力兴修水利，如开凿破冈渎，改善了太湖流域的灌溉和交通条件。
在手工业方面，东吴的造船业尤为发达，能够制造容纳数千人的大型海船，为其开展海上贸易和交通（如派船队到达台湾、辽东及东南亚地区）奠定了基础。此外，东吴的青瓷烧制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尽管蜀汉与东吴的屯田在组织形式和规模上可能与曹魏略有差异，但其核心思想——即通过国家力量组织农业生产，保障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经济——是一致的。
这表明，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三国时期，重视农业、推行屯田已成为各国统治者的共识，是实现政权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经济思想与实践。曹魏凭借其在中原地区推行屯田的巨大成功，获得了最为雄厚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为其后来西晋的统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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