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织锦之盛，非一日之功。
其地气候温润，宜于蚕桑，自古便有植桑养蚕、缫丝织锦之传统。
至秦汉，蜀锦已渐有名气，然真正名震天下，成为“蜀锦多产闻名全国”之局面，则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动荡与融合并存的时代。
自刘焉、刘璋父子据蜀，便对本地织锦业多有扶持。
至刘备入蜀，建立蜀汉，诸葛亮以丞相之尊，更是深知蜀锦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他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此言非虚。
蜀汉偏居一隅，北有曹魏，东有孙吴，军国开支浩大，而蜀锦便是其重要的财政支柱与贸易筹码。
诸葛亮不仅在政策上鼓励织锦，甚至亲自参与推广先进的织锦技法，据说他曾在成都城南设立“锦官城”，专司管理蜀锦的生产与贸易。
城中“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一派繁忙景象。
那些织出的锦缎，“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色彩艳丽如霞，图案精美绝伦，既有山水人物，亦有鸟兽虫鱼，栩栩如生，巧夺天工。 魏文帝曹丕曾着文贬抑蜀锦，称其“虚有其名”，然其行动却暴露了真实想法——“吾前遣人到蜀买锦”。
这不仅是个人喜好，更反映了蜀锦在北方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孙吴与蜀汉虽时有战事，却也常以大宗物资交换蜀锦，吴地贵族对蜀锦的追捧亦不逊于魏。
一时间，蜀地织锦通过栈道、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往魏、吴及西南夷地区，甚至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乃至更远。“黄润比筒，赢金所过”，形容的便是上等蜀锦（黄润）价值连城，运输蜀锦的商队所过之处，仿佛都带着黄金的光芒。
西晋灭蜀之后，并未摧毁这一宝贵的产业，反而因其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加以利用。宫廷之中，蜀锦仍是皇家御用之物，贵族豪门亦以穿着蜀锦为荣。左思作《蜀都赋》，盛赞成都“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正是对当时蜀锦生产规模与技艺的生动描绘。
至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蜀地虽偶有战乱，但织锦的传统从未中断。技艺精湛的织工们在动荡中坚守，甚至将技艺带到了南方其他地区，使得蜀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此时的蜀锦，已不仅仅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承载着蜀地人民的智慧与汗水，见证了朝代的兴替与文化的交融。官府经营的大型作坊与民间遍布的家庭织机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蜀锦多产闻名全国”的辉煌。
二、纺织工业改进。
北朝时期，纺织业作为“母亲工业”，在屯田经济的支持下逐步恢复。军屯、民屯广泛种植桑麻，为纺织提供了充足原料。官营作坊与民间织户并存，技术不断革新，绫、绢、布等产品不仅满足军需民用，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
北周更设“司织”之官，规范织造标准，推动生产规模化。这种以农业为基础、手工业协同发展的模式，与“尽地利”思想一脉相承，既增强国力，也为隋唐时期纺织业的繁荣奠定根基。
正如《周书·苏绰传》所言：“地利既尽，则国富；国富，则兵强。”
此言诚为千古不易之理。
如《三国志·魏志》记载马钧对绫机的改进，缩短了纺织的工时。这一技术革新在北朝得到传承与发展，织机结构日趋精巧，织造效率显着提升，绫绢质地更加细密。
至北周时期，织机已普遍采用多综多蹑之制，能够织出更为复杂的花纹，极大地提升了丝绸的品质与价值。这种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了纺织业的繁荣，也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交流。官府对织机形制的统一和推广，使生产趋于标准化，进一步增强了手工业的组织化程度。
纺织业的兴盛，正是“尽地利”思想在手工业领域的延伸体现，展现了北周以制度促生产的治理智慧。织户依令授田，课以租调，丝麻之征皆有定数，民无妄费，赋役得以均平，生产秩序井然。政府通过授田与租调制度的结合，将纺织生产纳入国家经济管控体系，既保障了赋税来源，又激发了民间生产积极性。
南北朝时有描写织妇诗曰：“调丝时绕腕，易镊乍牵衣；鸣梭逐动钏，红妆映落晖。”诗句生动勾勒出织户女子理丝织帛的劳作场景，在落日余晖中穿梭于机杼之间的身影，丝线缠绕腕间，玉镯随动而轻响，红妆映着晚霞，织机声与钏镯轻响交织成韵。
当时的纺织工业，即使是家庭的手工业，亦有所改进，至于织工精巧的丝织物，乃由北方传播至南方。北方丝织技艺的南传，推动了江南地区纺织业的革新。
这一技艺传播不仅促进南北经济融合，更推动了区域分工的初步形成。
北方织工南迁或交流频繁，使建康、吴郡等地丝织业迅速吸收北地技法，织造水平显着提升。江南地区在继承本地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北方织造技艺，逐步形成独特的苏式织法。
丝线配色愈加丰富，纹样设计更趋精细，绫、罗、绸、缎品类完备，为唐宋时期江南成为全国丝绸中心奠定基础。技术的南北交融，不仅提升了织物品质，也促进了审美理念的整合，使丝绸既具北地庄重气象，又含南国柔美风韵，成为中华纺织文明的重要转折点。
丝织物可说是当时政府财政上的重要收入之一。
如蜀汉败亡时，有锦绮彩绢各20万匹为邓艾军中所搜去，此种贵重丝织物数量之巨，原为对外输出的蜀锦，实为蜀汉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
由此可见，丝织品不仅作为实物赋税充实国库，更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在丝路贸易中扮演着货币等价物的角色，在欧亚大陆的商贸网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丝绸通过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抵达波斯、罗马，换取金银珍宝与异域奇货，成为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丝绸的跨域流通，亦带动了沿线城镇的繁荣与手工业聚集。丝绸所承载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文明互鉴的印记。
在长安、敦煌、撒马尔罕到君士坦丁堡的商道沿线，丝绸贸易催生了多元文化的交汇与共生。
此一时期，除丝织物外，亦产麻布，如江南人喜用麻布；新疆的吐鲁番一带，却盛产棉织物，产量亦巨。棉织物的兴盛得益于当地气候适宜植棉，且纺织技术不断精进，所产棉布细密耐用，广销西域及中原各地。
吐鲁番出土文书显示，当地已形成规模化棉田经营与家庭织造相结合的生产模式，棉布甚至作为赋税缴纳，纳入官方经济体系。这种因地制宜的产业布局，不仅丰富了南北朝服饰材料的多样性，也推动了边疆与内地的物资交流。
棉、麻、丝并行发展，构成多元纺织格局，为隋唐以后纺织业全面繁荣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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