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褪色的合同与重见的稻穗
再审法庭的木门发出“吱呀”一声轻响，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原告席上那个褪色的帆布包上。包上印着的“红星农场”四个字已经泛白，边角磨出了棉絮，里面装着一份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合同——这是十五年前他亲手判定为“无效协议”的关键证据，此刻在晨光里透出陈旧的纹路，像一页被遗忘的农谚。
“再审开庭。”法槌落下，声音在庭内漾开。被告席上，当年胜诉的粮站主任已是两鬓斑白，却依旧端着架子，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烟灰摇摇欲坠。原告席上，七十岁的老麦农周德山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把晒干的稻穗，穗粒饱满，金黄的外壳在阳光下闪着光——那是他按当年合同种植的“豫麦18号”，也是被粮站拒收的种子粮。
“再审申请人陈述理由。”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自己年轻时的笔迹。十五年前，他刚从法学院毕业，凭着一份“格式合同需明确提示”的条款，认定合同里“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的模糊表述对粮站不利，却忽略了周德山提交的补充协议，最终判粮站有权拒收，导致老麦农的十吨种子粮烂在仓库，妻子气病，儿子辍学打工，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坠入谷底。
周德山慢慢站起来，帆布包滑落在地，露出里面的合同和一本农事日记。日记的纸页泛黄，上面用铅笔记录着每天的气温、墒情、施肥量，最后一页写着：“2008年6月15日，割麦，粮站李主任说‘放心种，秋后按保护价收，差一分找我’。”老人的声音带着麦秆般的粗糙：“法官，这合同是李主任亲手签的，补充协议上写着‘种子粮按国家保护价上浮10%收购’，他后来换了主任，新主任说合同不算数，说我这麦种不纯……”
粮站现任主任“哼”了一声，将当年的判决书拍在桌上：“周德山，别在这儿卖惨！当年的鉴定报告明明白白写着，你那麦子纯度不够，达不到种子粮标准，我们凭什么收？再说，补充协议上的粮站公章是假的，档案局都查不到备案！”
“假的？”赵桐权抬眼，目光落在补充协议的印章上。印章的边缘有些模糊，但他记得，根据重生后调阅的粮站档案，2008年粮站确实启用过一枚临时公章，因保管不善磨损严重，使用三个月后就更换了，档案局的备案里漏记了这枚章的信息。
“请出示粮站2008年的公章使用登记薄。”赵桐权的指令让现任主任脸色微变。
一本泛黄的登记薄被呈上，第37页赫然记录着：“2008年5月至8月，使用临时公章（编号08-3），用于与农户签订种子粮收购协议，经办人李志强。”登记簿上的笔迹，与补充协议上的粮站签章完全吻合。
“这……这是当年的笔误！”现任主任强作镇定，“就算章是真的，麦子纯度不够也是事实！”
“纯度够不够，不是粮站说了算。”赵桐权调出一份新的鉴定报告——这是他凭着记忆，让农业部门重新检测的，样本取自周德山当年留存的种子。“报告显示，这批小麦纯度达98.7%，远超国家种子粮96%的标准，当年的鉴定是粮站委托的关系户做的，存在明显造假。”
周德山听到这话，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十五年了，他带着那袋发霉的麦种四处上访，被人当成疯子，此刻终于有人说“纯度够”，积压的委屈像暴雨前的雷声，在喉咙里滚了又滚。
赵桐权看向那本农事日记，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画着一个小小的粮仓，旁边写着“给娃攒学费”。他想起前世周德山的儿子后来在工地摔断了腿，老麦农拿着判决书哭着说“要是当年收到粮款，娃就不用去打工了”，心里像被麦芒扎了一下。
“被告，”赵桐权的声音沉得像雨后的土地，“你们不仅伪造鉴定报告，还否认有效合同，导致原告十吨种子粮滞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八万元，间接损失无法估量。”他顿了顿，看向周德山，“补充协议有效，粮站必须按约定价格收购，并赔偿这些年的利息和损失。”
粮站主任还想辩解，却被赵桐权打断：“更重要的是，当年的粮站主任李志强涉嫌滥用职权，已将线索移交纪委。”
宣判结束时，周德山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小捧保存了十五年的麦种。“赵法官，这是当年剩下的种子，我一直留着，就想等个说法。”他把麦种放在证物台上，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滚动，“您看，这麦种多好，埋在土里就能发芽，就像咱庄稼人，再难也能熬出头。”
赵桐权看着那些麦种，突然明白，重审旧案不仅是为了纠正法律的偏差，更是为了让被辜负的信任重新扎根。十五年前，他只看到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却没看到老麦农日记里的期盼，没闻到仓库里发霉的麦香，没体会到一家人在绝境里的挣扎。
走出法庭时，周德山背着帆布包，手里攥着那把稻穗，走得很慢，却很稳。阳光落在他的背影上，将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希望的路。赵桐权回到办公室，在十五年前的卷宗扉页写下：“法律条文是冷的，但握着条文的手该是热的，因为每个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日子。”
窗外的风吹过，带来远处麦田的清香，像在应和。他知道，这粒迟到十五年的“正义种子”，终将在老麦农的心里发芽，长出比稻穗更饱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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