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一学生林寻团队研发出“AI医生”，一经推出便受到广泛关注。
媒体争相报道，称其为“肺癌早筛领域的革命性突破”，
学校也将其列为年度重大科研成果。
赞誉之声尚未平息，质疑便如影随形。
“一群学生搞出来的东西，能信吗？”
“过度依赖AI，会让医生丧失临床判断能力！”
“背后肯定有资本炒作，数据来源是否合规？”
可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网络上，学术论坛里，各种负面声音层出不穷。
团队庆功宴上，气氛却依旧热烈。毕竟，
能在研一就取得如此成就，
足以让他们暂时忽略那些不和谐的音符。
觥筹交错间，我的私人邮箱提示音突兀地响起。
我皱了皱眉，拿出手机。
发件人匿名，标题只有冰冷的三个字：
“停下来”。
点开邮件，内容简短而充满威胁：
“‘AI医生’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停止推广，销毁核心算法，否则，你将面临的后果，远超你的想象。”
我眼神一凝，特种兵的警觉瞬间提升。
这不是普通的质疑，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我快速扫过邮件头信息，“AI启明”立刻反馈：
“发件人信息经过多重加密，无法追踪。”
他不动声色地将手机收起，脸上恢复了平静。
“怎么了，林寻？”
花瑶注意到他瞬间的异样。
“没什么，垃圾邮件。”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来，我们继续庆祝！”
我在团队庆功宴上收到匿名威胁邮件，
警告他停止“AI 医生”的推广，
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我未放在心上。
或者说，我将这份警惕压在了心底。
战场都闯过来了，难道还怕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
只是，我不知道，这封邮件，仅仅是风暴来临前的第一道闪电。
我和我的“AI医生”，以及脑海中的“AI启明”，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
“AI医生”引发的热潮如同燎原之火，
但随之而来的质疑声也如冰水浇头，
迅速将我的团队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数据造假！肯定是用已知病例反推的算法！”
“一群乳臭未干的学生，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医学院应该彻查，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就不该被放出来！”
网络上的恶意揣测愈演愈烈，甚至有匿名者开始扒林寻、
花瑶和张宇的个人信息，编造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
医学论坛上，几位业内颇有声望的专家也公开发文，
对“AI医生”的临床适用性和数据来源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简直太过分了！”
张宇一拳砸在键盘上，屏幕都震了一下，
“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技术！”
花瑶脸色苍白，眼圈泛红：
“我们明明是想做好事，帮助更多人早期发现肺癌……怎么会变成这样？”
连日来的负面信息轰炸，让这位乐观开朗的女孩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坐在电脑前，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眼神却异常平静。
特种兵生涯教会我，越是风暴中心，越要保持冷静。
脑海中，“AI启明”已经将所有质疑声音分类整理，
并自动关联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学术规范。
“愤怒和委屈解决不了问题。”
我开口，声音沉稳有力，
“他们质疑什么，我们就证明什么。
要让‘AI医生’站起来，我们首先要自己站稳脚跟。”
我站起身，目光扫过略显沮丧的两人：
“张宇，调出我们所有的研发日志、算法迭代记录、以及原始数据集的获取渠道证明。
花瑶，整理我们在内部测试阶段，与三甲医院病理科医生盲法对比的实验数据，
特别是那些‘AI医生’率先发现，而人工初筛遗漏的高危病例。”
“林寻，数据我们有，但原始病例涉及患者隐私，不能公开啊！”
花瑶提醒道。
“我们不需要公开全部细节，但我们可以提供 anonymized（匿名化）处理后的病例分析流程，
以及与医院签订的数据使用授权书副本，证明我们的数据源合法合规。”
我说道，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证明‘AI医生’的真实能力。”
我转向张宇：
“‘AI医生’的实时提示危险功能，能不能做一个公开的、可交互的演示版本？
我们不预设病例，接受现场随机抽取的、经专家委员会封存的、
未公开过的肺部ct影像进行实时分析。”
“可以！”
张宇眼中重新燃起斗志，
“只要有服务器支持，我可以立刻搭建一个演示平台！”
“好。”
我点头，
“花瑶，你联系我们医学院的导师，
还有之前对我们表示过支持的几位年轻医生，我们需要他们的学术背书和帮助，
组织一场小型但权威的学术论证会。
地点就在学校最大的报告厅，对外开放，
邀请媒体和质疑者参加。”
“我们主动邀请质疑者？”
花瑶有些惊讶。
“对，”
我语气坚定，
“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们把证据摆出来，让他们亲眼看到‘AI医生’的实力。”
接下来的几天，林寻团队几乎住在了实验室。
张宇凭借他高超的编程技巧，夜以继日地优化演示平台，确保其稳定性和直观性。
“AI启明”在底层算法逻辑的梳理和漏洞排查上，给了他巨大的帮助，
让他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远超常规工作量的代码优化。
花瑶则细致入微地整理着如山的实验数据，制作图表，撰写说明文档。
她利用自己扎实的医学功底，将复杂的算法原理和数据结果，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
我则运筹帷幄，一方面与学校沟通场地和安保事宜，
一方面联系潜在的专家评委，同时，“AI启明”在我脑海中高速运转，
模拟着各种可能出现的质疑场景，并提前准备好应对方案。
我那近乎“免疫”于高强度工作压力的体质，以及“速记”般记住所有关键数据的能力，
成了团队最坚实的后盾。
我们收集的证据链越来越完整：
与多家合作医院签订的科研合作协议、伦理委员会批件、患者数据匿名化处理声明。
从最初的算法构想、文献调研，到每一次模型训练的参数调整、
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都有详细的日志记录，
时间戳清晰可查。
与三家三甲医院共20名资深影像科医生，
对500例疑难肺部ct影像进行盲法诊断对比。
结果显示，
“AI医生”的敏感度（发现阳性病例的能力）高达98.7%，特异性（排除阴性病例的能力）96.2%，
均显着高于人工平均水平，
尤其在早期微小病变和磨玻璃结节的判断上优势明显。
其中有12例被“AI医生”标记为“高危，建议立即活检”的病例，
最终病理结果证实为早期肺癌，而这些病例在人工初筛中，
有8例被判定为“低风险，建议随访”。
“这些，就是我们的武器。”
林寻看着屏幕上整理完毕的厚厚一叠证明材料和数据报告，
对张宇和花瑶说道，
“准备好，明天，我们要在所有人面前，为‘AI医生’正名！”
窗外，江城的夜色深沉，
但林寻眼中的光芒，却比任何星辰都要明亮。
我知道，这场自证清白的战役，他们必须赢。
不仅为了团队的声誉，更为了那些可能因为“AI医生”而获得新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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